芦哲 系东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成员

以上视频整理自芦哲在CMF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会（总第78期）上的发言

一、结合月度数据分析中国的经济形势

尽管中美关系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贸易“脱钩”等风险依然存在，但从去年年底以来，中国已经明确了经济增长的思路，即通过扩大内需来对冲外需的收缩，并将消费作为主要抓手。这一思路从去年年底的政治局会议、经济工作会议，到今年的“两会”，以及最近的“4.25”会议中均得到了强调。尤其是在服务消费领域，通过增加再贷款工具等措施来推动消费增长。因此，无论是应对当前的经济压力，还是实现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进一步拉动消费上行都是关键所在。

二、中国消费问题的争论性分析

中国消费问题存在诸多争议，主要集中在消费意愿与消费能力的关系上。具体而言，消费率低是由于收入不足，还是消费倾向本身较低，这些问题仍有待明确。为了深入探讨这些问题，采用了跨国比较的方法，选取了38个国家作为样本，涵盖亚洲3国、欧盟27国、北美主要国家以及拉美和非洲的部分国家。通过对比分析，试图找出导致中国消费率相对滞后、尚未达到最优状态的根本原因。

消费率定义为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可进一步分解为消费倾向与居民部门收入的乘积。这一公式反映了“消费意愿×收入”的常用概念。因此，从消费意愿和收入两个维度展开分析。收入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通常涉及多次分配，包括初次分配（劳动报酬、盈余、财产）、二次分配（社会保障、税收制度调整）和三次分配。本文主要聚焦于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对消费率的影响。综上所述，将从消费倾向、收入以及分配机制三个角度探讨中国消费率相对较低的原因。

1、消费倾向

中国居民的消费倾向对其收入的影响相对较大，较低的消费倾向是中国消费率较低的主要原因之一。2022年，中国的消费率为62%，而38个国家的平均消费率为92%。这表明中国的消费倾向和消费意愿相对较低。即使与人均GDP接近的国家（如土耳其、巴西、智利、墨西哥等）相比，这些国家的消费率均未低于90%，而中国的消费率则相对较低。这一现象首先解释了中国消费率较低的原因。

房地产对消费率的影响较为显著，最大可达11.7个百分点。根据2020-2021年的平均数据，中国居民固定资产形成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为20%，而38个国家的平均水平仅为8.3%。这一差距表明，固定资产形成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购房需求，中国在购房方面的资金投入相对较大，从而显著影响了消费倾向。具体而言，中国这一比例高出其他国家11.7个百分点，凸显了房地产对消费倾向的重要影响。

中国的文化传统习惯倾向于勤俭节约和偏好储蓄，这一特色对消费行为产生了深远影响。尽管随着Z世代消费倾向的变化，相关传统也在逐渐演变，但目前社会消费主体尚未完全过渡到Z世代，传统文化的影响依然显著。

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增加了居民收入的不确定性。在后续讨论收入的二次分配时，也将进一步强调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性。

投资重于消费的发展路径并非源于居民生活习惯，而是与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消费倾向的反面是储蓄率，通常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各类制度倾向于鼓励投资和资本积累。例如，日本和韩国的消费倾向呈现出“U型”趋势：在工业化前期，投资被重视而消费被轻视，消费倾向下降；而在工业化后期，随着居民收入的提升以及休假制度、环保措施、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改善，消费意愿增加，消费倾向呈现上升趋势。因此，中国目前尚未完全达到发达国家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这一现状也影响了消费倾向的变化趋势。

人口周期对消费倾向有显著影响。成年之前和老年之后的人群通常具有较高的消费倾向，消费倾向也与人口结构密切相关。

最后是最近几年的预防性储蓄对消费倾向也有影响。

综上所述，这六个因素使得我国边际消费倾向相对较低。

2、消费能力，即可支配收入

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略高于38个国家的平均水平。2022年数据显示，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为60%，高于38个国家平均的58%。这一结果与媒体上一些观点存在差异，部分观点认为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较低，进而导致消费率偏低，但实际上这种观点存在一定的误传，其原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样本的选择存在偏差。常用于与中国比较的国家往往是居民收入占比较高的发达经济体，例如美国75%、日本63%、英国63%、法国64%和德国63%。与这些成熟的发达经济体相比，中国60%的可支配收入占比看似较低。然而，若将视角扩展至北欧四国，其平均收入占比仅为46%，欧盟27国平均为59%，均低于中国。因此，尽管中国低于少数领先国家，但从整体平均水平来看，与欧盟或38个国家样本相比，中国并不处于劣势，这凸显了样本选择问题的重要性。

二是口径问题，微观数据与宏观数据计算的可支配收入存在较大差距。许多观点采用中国微观收入口径进行分析，例如2022年，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微观数字比宏观数字少20万亿元。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微观数据，2022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68万亿元，按14.1亿人口计算，居民收入约为52万亿元，而GDP约为120万亿元。因此，微观口径下的可支配收入占比仅为43%，而宏观口径下则为60%，两者相差17%。由于研究该问题需要统一口径，不能将微观数字和宏观数字混为一谈，故在当前研究框架下，必须采用宏观口径。

因此，上述两个原因导致市场上认为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较低。然而，这一观点并不成立，尽管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并非特别高，但至少处于中位数水平。

3、分配过程中的问题

既然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处于合理水平，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了消费率的相对较低？问题出在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的过程中。

初次分配的收入比重低于38个国家的平均水平。我国初次分配占GDP的比重为61.4%，而38个国家的平均值为63.2%。初次分配由财产净收入、劳动报酬和营业盈余三部分构成。与38个国家的平均水平相比，我国初次分配中财产净收入相对较低，而劳动报酬比重则偏高。我国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的比重约为52.4%，高于38个国家平均的43%。尽管存在一些统计口径误差，例如自雇者在企业报酬中获得的盈余如何统计等问题，但总体来看，我国劳动者的报酬水平处于合理区间。

主要原因是财产净收入低于38个国家的平均水平，这导致我国初次分配占GDP的比重相对较低。我国初次分配比重较其他国家低2-3个百分点，其中劳动报酬对初次分配有正向拉动作用，而财产收入则有负向拉动作用。我国财产收入占GDP的比重为3.2%，其他国家平均比我国高3个百分点，因此财产性净收入是影响我国初次分配比重的主要因素。

4、财产性收入

我国的财产性收入形式较为单一，主要依赖存款利息，企业向居民的分红收入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我国财产净收入中有80%来源于利息，仅有10%来自企业分红，这构成了一大问题。相比之下，其他38个国家的平均分红占比达到55%。这也是近期我国持续强调高股息率、企业分红率等关键指标的原因。一方面，高分红企业在价格波动和风险较高时具有类固定收益的防风险作用；另一方面，从证券行业整体来看，鼓励企业增加分红、提高对投资者的回报，是资本市场改革“1+N+X”系统性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提升居民财产净收入中的分红部分。

我国的二次分配整体高于38个国家的平均水平，转移支付占GDP的比重为-1.4%，高于其他38个国家平均的-5%。负数的出现是因为二次分配所获得的资金与缴纳的税收和社保进行比较得出的结果。如果二次分配所获得的资金多于缴纳的税收和社保，则为正数；反之则为负数。由于二次分配包含了居民缴税支出，因此各国普遍呈现负数，38个国家的平均值为-5%。中国的这一负数值相对较小，表明其二次分配的居民缴税负担相对较轻。相比之下，越是发达国家，这一负数值往往越严重；而南美地区如巴西、墨西哥等国则多为正数，这可能与这些国家的发展水平有关。

我国二次分配收入相对38个国家较多，主要原因是个人所得税和财产性税负较轻。所得税和财产税占GDP的比重仅为1.2%，与拉美国家相近，但远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我国居民社保净收入偏低，社保收入覆盖面有限，尤其是农村养老金水平较低。在当前对外贸易冲击较大、失业率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消费受到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与社保体系的构建有关。

综合收入、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这三大方面来看，中国居民存在有钱不花的现象。并非中国居民绝对不愿花钱，从整体而言，居民收入并不低于平均水平，但多数居民收入相对较低。所得税与财产税主要针对中高收入者征收，少交此类赋税对中高收入者影响较大。将收入水平与分配制度相联系可得出结论：中高收入者存在有钱不花的情况，其消费倾向相对较低；而多数居民虽有消费意愿，但受消费能力的限制。就高收入者而言，这更多是消费倾向的问题；对于低收入者，其受消费能力约束的影响较大，且该能力不仅体现在初次分配所获收入水平上，也体现在二次分配后所体现出的消费能力方面。

三、扩消费的建议

综合以上因素，进一步提升中国居民的消费既是长期逻辑，也是在当下情况下企稳经济的重要举措。关键在于，在保持总收入状况不变的前提下提高居民消费倾向，此即二次分配的重要意义所在。若转移支付能发挥相对有效的作用，便能够显著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具体包括一些几个方面：

1、提高失业保险覆盖率、收益率。目前失业保险领取难度较大，尽管缴纳人数较多，但实际获得失业保险的人数过少。因此，应降低失业保险获得的门槛。

2、提高农村养老金水平。大规模养老金下乡可以激发农村基础养老的问题。农村养老金处于每月222元的水平，两会前虽提及增加收入，市场预期达到300元左右，可实际仅增加了20元左右。在当前贸易形势以及内外需对冲的背景下，这一增幅明显不足。若能额外投入2000亿资金，使得 1.7 亿退休老年人每年增加1200元收入，收入平均增幅可达50%，不仅能显著提升农村支出消费水平，还有助于减轻老年人养老压力，进而提高整个家庭的收入水平，还可有效激发农村基础养老活力。

3、增加医保个人缴费补助。在养老与医疗方面，居民承担的费用占比较大，可考虑由国家对医保个人缴费部分予以补助。

4、解决教育结构和就业结构的错配，稳定青年就业。青年就业问题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改善，不过可从教育体系改革着手，增加更多职业技能培训，同时结合产业体系发展，推动更多知识密集型产业发展，通过二者相互配合，有望较好地解决整体收入与教育、产业不匹配等相关问题。

综上所述，中国整体收入水平难以在GDP增速保持稳定的情况下明显增长。然而，通过对二次分配、产业结构、教育结构进行调整，对于改善居民支出能力和支出意愿均能发挥较为显著的作用。

文章仅作为学术交流，不代表CMF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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