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关于恢复征收国债增值税这一举措备受关注。同时，“反内卷”思潮兴起，人们渴望摆脱过度竞争的困境，追求更有意义的生活。而供给侧改革依然在持续推进，旨在优化经济结构，提高供给质量。恢复征收国债增值税有助于规范财政秩序，为国家建设提供更稳定的资金支持。“反内卷”则提醒我们要注重个人发展的多元化，避免陷入无意义的竞争。供给侧改革则通过提升供给端的效率和品质，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三者相互关联，共同为经济的健康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

引子

2025年8月1日晚间，主管部门发布公告：

自2025年8月8日起，对在该日期之后（含当日）新发行的国债、地方政府债券、金融债券的利息收入，恢复征收增值税。对在该日期之前已发行的国债、地方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包含在2025年8月8日之后续发行的部分）的利息收入，继续免征增值税直至债券到期。

对于这个公告，很多投资者表示不理解，一方面，取消税收减免会提高政府债的新发行利率，从而增加政府的利息支出；另一方面，取消税收减免会直接增加政府的增值税收入。也就是说，这个政策会同时增加政府的收入和支出。于是，他们认为这个政策的净影响是零。

但是，如果我们进入到更加生活化的场景，则会有不同的想法：今天我送你家一只鸡，明天你送我家一只鸭，但是，它的净效果并不是零。

也就是说，在经济活动中，过程更加重要。

显而易见，如果我们从循环的视角看问题（ps：循环其实是一种过程视角，指针转几圈比指针停在哪里更重要），这个政策能扩大内循环。站在政府部门的角度，税收收入和利息支出一起增加；站在实体经济的角度，利息收入和税收支出也一起增加。

于是，我们就引入了两个很深刻的命题：

1. 改变局部的内循环是否会传导到其他部分

2. 改变名义量是否会影响到实际量

货币中性和李嘉图等价

事实上，对这两个命题的探究还涉及到经济学中的两个公案，一个叫货币中性，一个叫李嘉图等价。

1. 货币中性

货币中性告诉我们，在理想情况下，货币政策是无效的，这就好比，让所有商品的价格乘以2，经济中的实际量不应该有任何变化。

2. 李嘉图等价

李嘉图等价则告诉我们，在理想情况下，财政政策是无效的，居民应该能意识到，现在的减税，意味着未来更高的税收。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既看到了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对全球经济的巨大影响，也看到了“大美丽法案”对美国经济的重构。因此，在现实世界中，没有理想情形，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均是有效的。

当我们以“货币中性”和“李嘉图等价”作为基本参照物，就不会简单地认为政府取消政府债利息的税收减免是中性的了。

事实上，无论是货币中性，还是李嘉图等价，都要求市场参与者足够理性，看得足够全面和长远。然而，在实际情况下，每一个市场参与者都不够理性，他们的视角既不全面，也不长远。因此，很多貌似中性的操作，其实一点也不中性。

工资和其他要素的关系

事实上，人类的不理性程度要比我们想象中的要严重，即便是在严肃的经济学研究领域，也是如此。

一般来说，我们倾向于认为提高名义工资和房租对提高通胀有奇效。但是，一旦涉及到其他要素，就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认为他们对提高名义量没有意义。

上图刻画了提高提高工资水平对内循环的影响，对企业部门来说，它既增加了工资支出，又增加了商品收入；对居民部门来说，它既增加了工资收入，又增加了商品支出。

也就是说，对整个经济而言，围绕劳动力要素的名义循环水平提高了。

但是，从内循环的拓扑结构上来看，我们无法区分“取消税收减免”和“提高工资收入”的差别，二者的效果是一样的。然而，在现实讨论中，我们总是带着强烈的感情色彩的，我们认为二者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工资收入是例外的，提高工资收入能增加GDP和通胀，提高其他要素的回报只能增加滞胀。

什么是内卷和反内卷

然而，事实的真相是各类要素的地位是平等的，这些要素包括但不限于：土地、劳动力、技术、流量、资金、矿产资源、税收补贴等等。

因此，导致国内CPI长期低迷的原因并不是由于单一要素，而是因为所有要素系统性地出现了内卷倾向。

主管部门恢复征收国债增值税这件事，向我们表明了，形成内卷的原因实际上很复杂，财税制度方面也做了很大的贡献，可以视为一个独立的要素。

事实上，对于债券的利息，政府有两个选项，一、高来高走；二、低来低走。其中，“低来低走”有助于抑制国内物价，从而刺激出口；“高来高走”则有助于做高国内的名义价格，扩大内循环。

不难发现，过去各种各样的税收减免为做低名义价格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此一时彼一时，有些时候我们需要低名义价格，有些时候我们需要高名义价格，不能一概而论。

因此，在扩大内需和反内卷的大前提下，恢复征收国债增值税释放了一个十分重要信号：取消其他税费减免和其他民生补贴的可能性是快速上升的，尤其是国债的25%的所得税。

研究财税制度改革对名义物价的影响，有助于提升我们对反内卷的理解深度。反内卷并不是专门针对某一种特定要素，譬如，矿产资源，而是针对一系列要素{x，y，z}，其中，x、y、z的比例情况尤为重要。我们不能一提到反内卷就想到某一种特定要素，而是要运用系统性的思维，等比例地去扩张一揽子要素的回报。

如果我们十分盲目地为了提升物价而提升物价，那么，一定会埋下新的麻烦。在物价水平低的时候，这些麻烦还不够明显，等物价水平修复之后，我们会观察到某些要素的价格极其异常，那时候再解决问题就事半功倍了。

反内卷和扩大内需

在《“反内卷”是供给政策还是内需政策？？》和《关于水土流失和内卷》两篇文章中，我们讨论了反内卷和扩大内需的关系。

我们是一个工业出口大国，内卷的恶性循环来自于，出口的商品所带回的人民币无法覆盖要素成本。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的产品缺乏竞争力，而是，因为国内外的金融环境导致企业不愿意结售汇。

于是，长期的支出大于收入导致内部一揽子要素的价格螺旋降低，这导致了各行各业的利润率都很低。因此，我们可以拿“水土流失”这个比喻来刻画内卷过程。

每一种要素价格的螺旋下降，既是原因，也是结果。

显而易见，反内卷就是要“水土保持”，提高国内要素的价格，减少国内要素的流失。

在这两篇文章中，我们所讨论的要素只包括土地、劳动力、技术、矿产资源和资金等。但是，恢复征收国债增值税这一事件提醒我们，之前想得还是太窄了，要素的范围需要进一步扩大至——税收补贴、民生补贴。

说实话，现实极其吊诡，一堆经济学家或者网络经济学家不断地给政府出谋划策，意思是，政府不应该干这个，政府应该干那个；但是，政府却用实际行动告诉大家，你们根本不懂宏观经济学，你们只知道1和2，但是，并不清楚3、4、5、6、7、8 。

其实，这也解释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不断地有人喊搞这刺激、那刺激，但是，政府始终不搭理他们。这让我想起了郭德纲的那个段子：

如果我和火箭专家辩论说，你火箭不行，燃料不好，应该烧柴，最好烧煤，煤还得精选，水洗煤不行。但凡那个火箭专家正眼看我一下，他就输了。

结束语

目前，我们的内循环存在某种扭曲是一个共识，这个扭曲主要体现在物价上。

如上图所示，按照一篮子商品为计价单位，人民币对美元是升值的，从2018年的一美元兑4.09人民币升值到2024年的一美元兑3.53人民币。这是购买力平价框架下的故事。

但是，人民币对美元的离岸汇率却是1比7.2，这意味着，我们的物价水平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无论是需求派，还是供给派，对提振内需和让通货膨胀率恢复到合意水平是有很大共识的。那么，需求派和供给派的分歧在哪里呢？？事实上，需求派的范式很闭塞，根本没能力讲清楚彼此的分歧，我们下面用供给侧范式。

假定一篮子要素有{x，y，z}，更一般的，我们可以视x，y，z为向量。需求派所鼓吹的是，特定要素是x是特殊的，要刺激内需必须通过提高x的价格。那么，为什么一定要通过x呢？？其实，需求派讲不清楚，问就是搞别的没有效果。

但是，供给学派所关注的是{x，y，z}的比率，我们既应该关注平均要素价格低（ps：相对于海外商品价格）的问题，还应该关注{x，y，z}的比率失衡的问题。

所以，供给派的药方是，不同要素价格有升有降。

譬如，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土地价格相对于其他要素的价格一直偏高，拿一线城市的平均房价和一线城市的平均工资做除法，这个比率一定是偏高的。因此，供给学派的药方是，继续抑制地租价格，但是，提高其他要素价格。

于是，需求派和供给派就吵了起来，需求派一直喊口号，说来说去的根本意思就是，不拉地租，内需根本就起不来。

但是，如果我们通盘考虑{x，y，z}的比率问题，还会觉得地租一定是例外，一定是特殊么？并不会，x、y、z是平等的，我们可以降低x的价格，但是，较大幅度提高y和z的价格。

拿着一个过时的范式，天天给政府出这主意那主意，政府是不会搭理你们的。所以，我们还是从特定的【需求侧】，转向更加一般更加宽泛的【供给侧】，无论是工资，还是土地，都被视作一种生产要素。因此，【供给侧】并不是【需求侧】的反面，而是，去掉了需求滤镜，摒弃“特权思维”，平等地去看待每一个要素。

当你理解了只谈需求落后在哪里，才有可能理解供给侧视角的先进性。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沧海一土狗，作者：沧海一土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