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国家医保局等联合发布《支持创新药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施》），从支持创新药进入医保和商保创新药品目录等五方面提出16条措施，予以创新药全方位护航。

据国家医保局公布的数据，去年中国药企完成超过90笔海外授权交易，总金额超过500亿美元。2018年以来，共149种创新药通过谈判等方式纳入医保目录。在创新药研发投入持续攀升、成果频出的当下，支付体系薄弱与价格困境却严重制约着中国创新药的可持续发展。

近日，围绕创新药发展的一系列问题，原国家药品审评专家、吉林大学教授朱迅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

朱迅。图/受访者提供

“没有合理回报，创新是无源之水”

《中国新闻周刊》：你强调支付体系是创新药发展的关键。能否具体阐述中国当前的创新药支付体系与创新药需求间的落差？

朱迅：2015年以前，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研制成功了全球90％以上的新药。欧美国家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在于其良好的制度保障。一是严格的市场准入和监管，即科学、规范、透明、稳定的监管政策；二是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三是健全的医保支付体系；四是宽松的多层次融资体系，包括种子基金、私募股权基金、IPO市场以及活跃的产业资本收购兼并。

没有合理的价值回报，创新就是无源之水。创新药研发通常具有高风险、高投入、周期长及高度不确定等特征。高回报的实现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健全的支付体系。

相比而言，近几年，国内医保整体预算没有明显增长，而内部支出结构却在变化：药品支付占比下降，服务支出占比上升。据国家医保局的公开数据，2018—2023年，国家医保谈判新增446个药品，涵盖绝大部分新药，支付总额仅3400多亿元，年均不足100亿美元。这一数字是什么概念？美国一款重磅创新药年销售额就能超200亿美元，而我们这区区百亿美元要分摊给几百种药品。

价格鸿沟也不容忽视。我们现在是用全世界最严格的监管体系，但卖的却是“白菜价”。同一款创新药，中美价差动辄十倍、二十倍，甚至四五十倍。君实生物的抗肿瘤药PD-1，中国市场和美国市场的药价相差30多倍。

支付不足叠加价格压制，直接导致即便国内领先的创新药企业，也没有从“成本中心”转变为“利润中心”。信达生物是国内创新药销售额最高的公司之一，年销售额80多亿元，但仍难覆盖研发投入。百济神州年销售超30亿美元，其主要收入来自美国市场，但依然亏损。

所以，现在很多公司干脆去做海外商务拓展（BD）业务，即把新药的研发管线授权给其他公司。但这也意味着中国过去十几年的创新药积累，会出现断档。很多生物科技公司，甚至一些大型制药企业，纷纷将其在国内孵化的早期项目转让给海外公司。这势必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在生物医药创新领域做强做大。

《中国新闻周刊》：国家医保局作为创新药支付体系的核心管理者，该如何破解这一困局？你如何看待当前的政策方向？

朱迅：国家医保局常面临预算压力，因为国家对其支出总额有控制的“杠杠”。目前，医保资金面临的是“一桌客”的标准，却要承担“五桌客”的需求——治疗肿瘤重疾的药如帝王蟹，慢性病新药如鲍鱼海参，还有儿童药、急救药等“大排档”的负担。预算当然吃紧。医保局应积极寻求其他解决路径。如果觉得自身权限不足，完全可以寻求更广渠道的助力、更高层面的支持。

在美国，其国家医保并非投入最多，但依靠合理的制度和开放的环境，吸引了全球诸多大型药企。比如，德国的默克、英国的阿斯利康、法国的赛诺菲、瑞士的诺华和丹麦的诺和诺德等。

创新药本身的目标并不是让所有人都能用上，而是面向特定适应证和临床需求的患者；而医保局的目标是让尽可能多的人用上便宜的药，这两个逻辑是错位的。《若干措施》提到很多内容，目前还缺乏足够的具体落地措施。

君实生物的抗肿瘤药PD-1。图/IC

“商保只能起补充作用”

《中国新闻周刊》：让更多人用上便宜药，在仿制药领域是合理的。对高投入、高风险的创新药来说，如果价格也被强行压低，会不会影响整个行业的发展？你怎么看待创新药的定价机制？

朱迅：创新药和仿制药的定价逻辑本质上完全不同。创新药的研发周期长、失败率高。如果一开始就把价格压得过低，整个创新链条就断了：企业难以盈利，资本就不会再投入，最终导致创新投入萎缩。仿制药是对已有成熟药品的复制，成本结构清晰、竞争充分，价格自然会往下走。如果用同一套价格体系要求两者，实际上是扼杀创新。

最近有些药企通过BD交易获得了一些现金流，短期看似缓解了资金压力。但这只是一次性的交易，不能带来持续的盈利能力，二级市场的投资人也分不到红利。更关键的是，如果把最有潜力的新药都卖出去，自己公司反而变得没什么价值。

人类面临的真正刚性需求不多，药品是其中之一。这需要给出合适的补偿机制，即创新药须自主定价。在美国，由美国医疗保险与医疗补助服务中心（CMS）或其他相关机构组织的药品定价听证会，常被外界误解为一种压低价格的手段。实际上，听证的过程往往有助于创新药的价值和临床刚需被广泛理解和认可，最终可能促成更为合理的价格，甚至出现价格上调的情况。

《中国新闻周刊》：《若干措施》中提出鼓励商业健康保险扩大创新药投资规模、增设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等。如何看待商业保险在创新药支付中的角色和作用？

朱迅：商保从本质上看，只能起到补充作用，而不是终极解决方案。毕竟，商保是营利性的。但从更广阔的格局看，发展商保是必要的，而且，其应当与创新药发展同步。当前国内的商保，很多以融资为目的，偏离了保障本质。

当前，市场建设才刚刚起步，列出创新药商保目录只是第一步。后续如何落地、规范才是关键。商保创新药目录将涉及药品选择、定价、运营成本分摊等多重环节。保险公司要盈利，一旦系统设计不够严谨，就容易走样。

更重要的是，创新药几乎是处方药，如果不进医保，就难以进入医院渠道。即便建立了商保目录，药企仍会千方百计挤进医保，以获得更稳定的市场准入。由此可见，应从根本上理顺支付机制和医院准入路径，真正解决创新药可及性的问题。

中国人口基数大、疾病谱复杂多样且在不断变化，医药产业不能总依赖进口或模仿来填补需求缺口。图/视觉中国

“不能只做跟随者”

《中国新闻周刊》：有人认为仿制药便宜、实用，模仿（Me Too）药、快速跟进（Fast Follow）药也能解决不少问题。为何中国还要大力发展源头创新药？

朱迅：国内药品大致分三类。第一类是仿制药，一定要保证价格低廉且质量过关，这是从10到100；第二类是在国际最新品种基础上小幅改进的药物，包括Me Too和Fast Follow药物，这是从1到10；还有一类是源头创新药，应满足当前未满足的临床需要，即从0到1。

仿制药是国内制药的基本盘，Me Too和Fast Follow药物是国内制药的加强盘。但中国医药产业如果只做仿制或小改，就只能“跟跑”。中国人口基数大、疾病谱复杂多样且在不断变化，不能总依赖进口或模仿来填补需求缺口。比如，新冠疫情时期，国内主要使用的还只是布洛芬、对乙酰氨基酚等传统退烧药，真正有效的创新抗病毒药物就非常少。

另外，药物更新有其独特规律。一方面，药品专利到期后，药价骤降，企业难以在同一化合物上再次改进，获得高额回报；另一方面，药物长期使用后，会出现耐药问题，就需研究新品种。胃酸过多的治疗便是例证：从第一代的西咪替丁，到更安全的雷尼替丁，再到如今更有效的质子泵抑制剂，每一代药物都在疗效与安全性上实现了升级。抗生素领域也经历了类似“接力”过程。

《中国新闻周刊》：当前国内创新药投资和研发，为何会出现脱离临床真实需求的现象？

朱迅：不少企业选择研发方向时，更多考虑的是市场体量、投资人偏好和快速变现的可能性，而不是从临床一线的“痛点”出发。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一方面，当前，国内的科研基础和技术能力，还没发展到解决很多难题的阶段；另一方面，中国的专利保护体系还不够健全，企业即使投入大量资源做出创新成果，也可能因价格机制或仿制竞争使得收益迅速被“稀释”。这些压力让很多企业不敢、不愿选择真正冷门但重要的领域，而是扎堆PD-1、肿瘤免疫等已被验证过、容易融资的方向。

肿瘤药为什么大家都愿意做？除了临床需求巨大外，还有一个更实际的因素：中国癌症患者家庭愿意倾其所有治疗，哪怕“死马当活马医”。相比之下，糖尿病、高血压、自身免疫等慢性病，患者很多时候对价格极为敏感，宁愿不治或者断断续续吃药。

国外对这类问题已有比较成熟的应对机制。比如“孤儿药”制度，不但允许这类药品享有更高定价权，还会提供税收减免、获得市场独占期等支持，甚至奖励“孤儿药”公司可市场流通的“审评优先券”。中国也需建立起一整套更有前瞻性的创新药支持政策，提供多维度支持。

“缺的是行业资本”

《中国新闻周刊》：面对创新药的支付与定价困境，国家层面最迫切的改革是什么？

朱迅：中国目前在医疗健康领域的投入占GDP的比重只有6％多，远低于合理水平（9％—10％）。

整体上看，创新药发展，需要“三个基本”和“一个助力”。“三个基本”包括建立科学、规范、稳定、透明的监管体系，加强创新药的知识产权保护，以及适当的创新药医保支付体系。“一个助力”，即资本市场的支持。

对于创新药的支付与定价困境，我有三点建议：一是探索国企分红定向投入。国有企业，无论是国家级还是省级的，理论上是全民所有。除了纳税，其分红应更多回馈社会公共领域。能否规定从国企分红中划出一定比例，专门用于补充医疗保险基金？

二是大幅增加国家财政对创新药支付的资金投入。目前，国家医保一年投入创新药支付七八百亿元，我认为完全可以翻一番，达到1500亿左右。这对整个创新药行业将是“强心针”，能真正对行业产生影响力。

三是释放地方经济活力，有针对性地支持本土药企。现在的问题是，国家层面不愿多花钱，地方政府又被卡住了资金支持的路，结果就是夹在中间的企业得不到实质性支持。

《中国新闻周刊》：你提到释放地方活力，具体如何操作？如何规避潜在风险？

朱迅：核心是国家层面松绑，对创新药销售给予一定比例的退税或财政补贴，允许并鼓励江苏、广东、上海、北京等经济发达省市，先进行突破性试点。具体方式可借鉴已成功的电动车补贴模式。例如，地方政府直接按本地药企创新药销售额的一定比例给予财政补贴。

不过，这种做法的主要障碍在于，国家医保局明令禁止地方政府设立自己的药品医保目录。我并非主张设地方医保目录，而是建议通过上述方式直接给创新药企补贴。这样做，能显著改善本地药企现金流。

这样做也可能带来风险，可能加剧地方保护主义，但只要补贴标准基于公开透明的销售额，并辅以严格审计，可以有效控制风险。

《中国新闻周刊》：去年以来，大型国企频频出手收购国内医药企业，对此，你怎么看？今年6月，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宣布，将在科创板重启未盈利企业第五套上市标准。在医药领域，国内的资本市场现状如何？

朱迅：一些国资企业，如果有大量资金，可投资中国这十几年来在医药领域涌现出来的中小型创新型企业。像那些已在18A（即港交所的一个特殊通道，允许尚未盈利的生物科技公司上市融资）、科创板上市的公司，一家投入五亿，即便投资三五十家公司，加起来也就一百多亿元。在这些企业中成为重要股东，还能带动中国创新药企走出去。

在医药领域，我对香港市场的中长期前景并不乐观。许多18A公司上市后，股价持续低于发行价，融资规模也越来越小，业内戏称为“丐版IPO”。可很多公司还要去香港，因为不上市根本活不下去。生物科技公司不是有个股票代码、药品获批就算成功，而是产品真正能在市场上有销售额、有市场占有率。

在生物医药领域中国缺的是行业资本，无论港股还是A股，都是这样。纳斯达克为什么成功？因为它背后每年有1500亿到2000亿美元的行业资本，它们会去买项目、买公司，真正推动行业发展。但中国这类资本非常稀缺。

创新药领域，本应支持早期研发的天使资金和种子基金大多由政府主导，但目的偏向招商引资、资产保值增值，这与真正的风险投资逻辑是矛盾的。中国的监管制度是全球最严之一，这种“高要求+低回报”的模式，使得很多药企不愿投入长期研发。

虽然国家和行业层面都在呼吁耐心资本，但很多资本仍追逐短期回报。前几年，中国医药领域资本市场快速发展的原因，主要是科创板第五套标准和港股18A制度，借此上市的医药企业重点追求的是快速上市变现的机会。

《中国新闻周刊》：出海被寄予厚望，国家应如何系统性助力中国创新药打开国际市场？

朱迅：仅靠企业单打独斗，出海极其艰难。有些国内药企确实靠自身努力把个别产品打入国际市场，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药品“从中国消费到中国制造，再到中国创造”的问题。

百济神州是目前全球生物医药领域唯一同时在美国、中国香港和内地三大市场上市的企业。这些年，百济神州的发展完全靠资本市场的“输血”支撑起来。虽然其年销售额已接近40亿美元，但纵观全球营收额排名前二十的制药巨头，不少年销售额都是几百亿美元起步，它们不是靠融资推动研发，而是靠自身销售收入和利润持续反哺创新。这说明，中国的创新药企要真正走出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如果中国药企要出海，国家层面须出手。比如，借助“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机遇，举办高规格“一带一路”国际医药合作分会。“一带一路”沿线很多国家，缺乏当前发达国家市场上的创新药与优质药品，或只能从欧美高价进口，用于少数人。可考虑在生物医药产业基础雄厚的省份，举办上述分会，邀请这些国家医药领域的关键决策者，实地参观考察中国的生物医药企业，打破他们对中国药品“落后”的刻板印象。这可能会打开中国创新药出海的新局面。

这一过程中，亟须破解的关键问题是前置审批的壁垒，这已成为国内创新药进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时，普遍面临的难题。如果国家层面主动开展协调工作，借助双边或多边合作机制推动药品准入政策的优化，相信不少国家，确实可能对中国药品给予一定程度的审批豁免。

《中国新闻周刊》：你对加快中国医药创新的发展还有什么建议？

朱迅：除了各项制度性保障外，建议国家加大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构建，重点破解资本对创新药投资高不确定性及退出难题。一方面，要持续推进并优化未盈利医药企业上市渠道，并为企业收购兼并提供政策支持；另一方面，要加强新药审评速度，完善新药上市后的市场准入机制。

当前，全球医药产业发展的新趋势为中国提供了良好机遇。未来十年，中国将完成医药产业的全方位重构。相信在不断完善的政策引领下，国内医药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将越来越强。

发于2025.7.28总第1197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朱迅：高回报依赖健全的支付体系

记者：牛荷(niuhe@chinanews.com.cn)

编辑：杜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