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客户端 记者 陈新怡

“中国之人世守之”，如果借用金石圈内人士的语言再进行扩充，或许是这句——金石书画之有裨于学术人生，而为一国文化之表现……吾国苟欲跻于真正文明之域，自非阐扬固有之文艺不为功。

这是上世纪三十年代著名鉴赏家余绍宋为《东南日报》副刊《金石书画》撰写的发刊词。

大意是“金石、书法、绘画等传统艺术，对于学术研究和人生修养都很有益处，同时也是一国文化精神的体现。我们国家如果想要真正进入世界文明之列，就必须要发扬本国固有的文化艺术，否则是无法成功的。”

90多年后，“金石书画”四个字被桑椹重新拾起，一只旧瓶又酿出了新酒。

“有不少朋友问我，它和余绍宋先生当年主编的《金石书画》，有何渊源？我想可以这样说，新旧两版《金石书画》，在理想与宗旨上是一以贯之，气息相通的。”

2016年，浙江省博物馆《金石书画》创刊号出版，桑椹在编后记里这样写道。

《金石书画》 第一卷 2016年

1.

两者最大的不同，是桑椹将《金石书画》从纸面搬进了空间，让那些拓本和书画真正走到了观众面前。

在他最初的计划中，《金石书画》初步拟定每年出版一至二期，每期分碑帖、书法、绘画、篆刻、文献等门类。与之相配套，每期还将在浙江省博物馆推出一个同名展览。

在桑椹看来，博物馆办展览有个特点，倾向于办一种主题性非常明确的展览——这样导致有些博物馆藏品很少有面向公众的机会。

“有句老话叫‘一入侯门深似海’，进了博物馆库房，有些展品就永远呆在了角落里。反过来，有些明星展品又出镜频率太高，三天两头被借出去巡展。”

能不能通过一个相对开放的展览形式，尽可能给这些长年冷落在库房里的藏品创造机会，跟公众见面？

这成了桑椹办展的初衷。

《金石书画》系列展览 第六期 展厅实景

《金石书画》系列展览 第六期 展厅实景

从第一期到第八期，在《金石书画》的常设单元里，最特别、也最让桑椹头疼的，是碑帖。

“每期都有碑帖单元，这在国内博物馆同类展览中比较少见，可以说是我们的一个亮点。”他说，“但同时也是难点。”

难点在哪？馆藏薄弱。

桑椹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撒胡椒粉”。

“我们有一点好东西，舍不得一下子全拿出来。这一期撒一点，下一期再撒一点。就这么点胡椒粉，不能一次撒完。”

得精打细算，每一期都得搭配着来：吴昌硕旧藏明拓《泰山刻石》二十九字册、阮元赠刘喜海的初拓《爨龙颜碑》、陈汉第旧藏的初拓《元公暨夫人姬氏墓志铭》合册……每期挑几种，维持住水准。

本馆不够，那就再外借几件重量级的——第五期，借展首都博物馆藏清仪阁旧藏南宋贾似道刻《宣示表》原石，此石明万历间出土于杭州葛岭，历经金农、张廷济题跋，漂泊四百余载后重返故里；第六期，首次将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戚叔玉捐赠的历代善本碑帖公之于众，绝大多数从未展陈，册页间仍保留先生手书题签与手记，原貌如初；第七期，故宫博物院藏北宋拓唐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胜芳王氏本）首次展出，跨越百年与世人见面。

《金石书画》系列展览 第七期 北宋拓唐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胜芳王氏本）首次展出盛况

《金石书画》系列展览 第七期 北宋拓唐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胜芳王氏本）首次展出盛况

但其实碑帖外借的难度也不小。不像书画，碑帖从来没有做过类似的全国性鉴定，很多县市一级博物馆的碑帖收藏更多的是一笔糊涂账。

桑椹举了个例子：“比如你在数据库里搜《唐怀仁集王圣教序》拓本册，可能有成百上千个结果，其他什么信息都没有。理论上，它可能是宋拓，也可能是民国拓。你看不到图片，看不到实物，根本没办法判断。”

怎么办？

桑椹总结了两个办法。

一是广交朋友，让各大博物馆的朋友们提供线索。

二是看题跋、看收藏家。看不到实物，那就判断来源：这东西谁收藏过？谁题过跋？如果一件碑帖曾是某个大收藏家旧藏，或有名人题跋，那大概就有底了，十有八九是好东西——这相当于借了前人的一双慧眼，先把了一道关。

“当然，收藏家有靠谱的，有不靠谱的。题跋有认真写的，也有随便糊弄的。你得熟悉这些人，就像熟悉你身边的人一样。哪些人诚实，哪些人满嘴谎言，接触多了就知道了。”桑椹说。

碑帖跟书画还有一个大不同——打开哪一页，极有讲究。

“书画展册页随便翻开一页就行。碑帖不行。比如南宋拓唐《麓山寺碑》册，第二十七行‘江夏黄仙鹤刻’几个字有没有泐损，是鉴定它是不是宋拓的关键。这一页必须打开。内行一看，这个考据点打开了，心里就有数了。你随便翻一页，人家一看就知道你不懂。”

这些细节，观众或许注意不到，但展览必须做到位。

南宋拓 唐麓山寺碑册（李宗瀚、徐行可递藏 王福庵题耑 黄侃题跋）

《金石书画》系列展览 第八期 海报

2.

在办展的过程里，也会撞上意想不到的“金石奇缘”。

在《金石书画》第一期展览里，展出了一件石涛的《水墨兰竹图》轴。

这幅画，抗战前就刊登在余绍宋主编的《金石书画》第十一期上，还被用作合订本第一册的封面。

余绍宋在日记里记载，初见这幅画时，很多人都认为是伪作，只有他力排众议，认定是石涛精品。画作后来不知所踪，直到浙江省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在库房里重新发现了它，并经浙江省文物鉴定中心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我们把原作和老版《金石书画》上的黑白图片一并展出，像时空穿越了一样。”桑椹说。

还有一桩石鼓文的“悬案”。

《金石书画》第二期展览中展出了嘉兴博物馆藏的一件原题清代嘉兴著名金石学家张廷济清仪阁旧藏的石鼓文卷。卷首有明代赵宧光的篆书引首，但仔细一看，疑问不少：说是明拓本，可第二鼓的“黄帛”二字已经损连；十鼓只存八鼓，缺了两个；更关键的是，从头到尾不见张廷济的收藏印。

民国年间，学者邵章在卷尾题跋里就提出过质疑，但当时没有答案。

展出之后，桑椹接到故宫博物院施安昌先生来电，他表示故宫有一件清仪阁旧藏的明拓石鼓文册，十鼓全，第二鼓“黄帛”二字未损，每鼓都有张廷济藏印，册后有赵魏的题跋。赵魏的跋里恰好有一句：“此寒山（赵宧光）藏物，的系明初佳拓，前有寒山篆书题首。”——卷首有赵宧光篆书引首，这正是嘉兴卷里有的内容。

原题清代嘉兴著名金石学家张廷济清仪阁旧藏石鼓文卷 嘉兴博物馆藏

清仪阁旧藏明拓石鼓文册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真相大白了。

嘉兴博物馆藏的所谓的明拓石鼓文卷，其实是被人把故宫那本里的赵宧光引首和张廷济、宋葆淳的题跋裁割下来，再跟另一个清初残本合裱成卷，用移花接木的手段冒充明拓旧本。

百年之后，被拆散的两部分重新合体，并在《金石书画》第五期“合璧”展出。

“张廷济在题跋里很喜欢说一句话，叫‘一段金石奇缘’，用来概括这件事，再合适不过。”桑椹说。

3.

在这么多期《金石书画》展览背后，还有个常出现的“黄金梦幻组合”。

1954年，浙江省文管会有一张全体合影。前排右起：沙孟海、邵裴子、郦承铨、陈训慈、朱家济。二排左二：朱伯谦。后排左二汪济英、左四王士伦、左五黄涌泉。

“今天看来，这简直是浙江文博圈的黄金梦幻组合。”桑椹说。

在展览中，他们的身影频繁出现在展览的文献考证和鉴藏故事里，像是十年展览的一根暗线。

1954年 浙江省文管会全体合影

邵裴子1953年致黄宾虹的回函出现在第二期展览，那封坦率指出伪迹存疑、婉拒收购的信件，成了透视黄宾虹鉴藏观与当年购藏政策的珍贵切口；郦承铨1952年亲笔起草的那份《龙宫寺碑》保护意见手稿，被第七期展览引用，他“原地保护”的主张与玻璃柜陈列方案连同批注一并展出；朱家济的题跋多次露面展览，更有趣的是一桩“飞来峰直翁翼道题名”的考证公案——他一度将“吉甫”定为吕惠卿，后由沙孟海纠正为曾几——学术的论证藏在了你来我往的修正里。

在展览的第四期，推出了沙孟海的独立纪念专题——“沙孟海与碑帖鉴藏”。

很多人不知道沙孟海同时也是金石学家、碑帖鉴定家，作为学者，沙孟海收藏碑帖的主要目的是书法临习和学术研究。

沙孟海先生（1900-1992）

1960年他捐给省文管会一百三十多种碑帖，大多是唐宋以后的墓志碑刻，从版本角度看，算不上珍秘善本。

“版本价值可能并不高，有些甚至上不了级。”桑椹说。

但珍贵之处不在于沙孟海的碑帖，而在于他的题跋。

上世纪70年代，沙孟海在浙博负责整理馆藏碑帖，每天登记造册，写签记、题跋。因为是公家东西，他从不直接写在碑帖上，而是用毛笔另写一纸，夹在册中，或贴在背面。

在沙孟海的题跋里，能感受到一位学者的严谨。他不敷衍，不囿于旧说，常有独到创见。

他的题跋内容很丰富：有纠正装裱次序的，有考证史实的，有鉴定拓本年代的。比如馆藏《尚书省郎官石记》，他一眼识破是伪刻，再比如跋《曹全碑》拓本，他提出一个让人耳目一新的观点：“此碑是生前所立，君讳全之讳字，意当时少留空未书，死后乃补刻，故其字特大”。

黄涌泉先生（1927-2004）

在这个组合中，或许很多人对“黄涌泉”并不熟悉。

为什么在展览中做“纪念黄涌泉先生诞辰九十周年”专题？

同年恰逢王国维诞辰一百四十周年、逝世九十周年。桑椹一开始本想朝这个方向发力，但囿于馆藏文物太少，需要大量外借。于是他转念不做了，换个思路。

“如何结合馆藏实际，尽量扬长避短，确实是选题时要重点考量的问题。”桑椹说。

2016年农历年底，桑椹与黄涌泉的学生周永良联系，准备做一个纪念黄涌泉诞辰的专题。

除了解黄涌泉的生平事迹外，两人还相约去黄涌泉家里参观拜访。黄涌泉的妻子顾彩芳带他们看了他的书房——朝北一间约十平方米的房间，一张写字台，一张小方桌，四周靠墙五只书柜，一只竹书架，一张铺着席子的折叠躺椅，一张覆着软布垫的椭圆凳。

黄涌泉就是在这张写字台上，靠着勤快的笔头，完成了一项又一项“不可能”的工作。

作为徐邦达口中“最满意的弟子”，也是国内研究陈洪绶的第一人，黄涌泉一生过目书画十余万件，从犄角旮旯里“捡”出国宝上千件。

比如八大山人朱耷的《双鸟图》轴，是黄涌泉在杭州一位老太太家的厨房柴堆里发现的；明代画家陈子和的《苏武牧羊图》，是他在嵊县文化馆的废品堆里“捞”出来的；还有明初谢缙《东原草堂图》，是他在诸暨一户农家的帐顶上发现的。

“王国维展览不做，会有别的馆做。但黄涌泉先生如果我们不纪念，可能真的就很少有单位会去做这件事了。”桑椹说。

再度回望那场展览，它不只是对一位逝者的纪念，更是对一种治学精神的致敬。

4.

《金石书画》办了十年八期，每期一百多件展品，图录收录近两百件——总数超千件，一半以上是首次公开展出或发表。

桑椹开玩笑说，办《金石书画》有点像在“办春晚”。

“方方面面都要照顾到，要照顾现场展出效果，大名头的东西不能少；又要照顾图录的学术和文献价值。有些作品展出效果一般，但收录图录后学术价值很高。所以，每一期都是一次平衡。”

比如展览第四期推出的傅雷致黄宾虹书信专题，便体现了这种“平衡”。傅雷致黄宾虹的书信，目前大多收藏于浙博，信札总计一百十八封，另有残简八封，内容涉及论学谈画，记录了傅雷对黄宾虹和中国绘画艺术的思考与解读。展览选取了其中部分信札，让观众能近距离感受傅雷与黄宾虹之间至深弥笃的友谊；图录则完整收录，并补录了此前影印遗漏的便条、书目、信封，还首次刊出八封佚信，以便读者发掘其中蕴含的学术与文献价值。

傅雷致黄宾虹的第一封信（1943年5月25日）

除此之外，《金石书画》展品里也记录了不少名人的轶事。

在今年的第八期里，被许多观众津津乐道的，是一件张宗祥旧藏的林则徐家书册。那是林则徐被发配新疆伊犁途中写给家人的信。信中除了忧国忧民，还充满生活细节——他劝夫人佩戴老花眼镜：“若要常常挥翰，不可不用眼镜，须觅一养目而兼中花者戴之……万勿勉强也。”

虎门销烟的民族英雄，在信里也只是个叮嘱老伴别累着眼睛的温情丈夫。

在之前的展览里，还展出过纪晓岚阅微草堂烟斗全形拓——据野史记载，纪晓岚烟斗奇大，能容烟叶三四两；展出过梁启超赠徐志摩的“追星”长联——里面记载了徐志摩陪同泰戈尔游西湖，以及在法源寺海棠花下通宵作诗的逸闻；展出过陆小曼早期的设色山水卷——这也是徐志摩飞机失事中幸存的唯一遗物。

观众还可以在展览里“追更”黄宾虹的八卦。

傅雷之外，展览还曾推出“滨虹草堂友朋书札”专场 ，展示了黄宾虹生前收藏的友人和弟子写给他的书信。

朋友蔡守在信中透露，有一次趁黄宾虹不在家，朋友偷偷潜入书房，“潜偷去数张小斗方”——足见黄宾虹当年在广东的人气。蔡守索画时要求极其细致，画《寒琼水榭图》要“城郊之树为木棉”“步头之树为榕”，指定树种、花期、颜色，堪称民国书画圈最“精准定制甲方”。而作为黄宾虹最重要贵人的陈叔通，曾写信直言对他的晚年变法“看不懂”，甚至索画时要求“幸勿以宿墨施之纸”。

5.

从2016年到2026年，作为浙博学术展览的经典品牌，《金石书画》系列展览已走过整整十年。

这十年做下来有什么感受？

越来越难，桑椹说。

“每一期做了之后，都觉得下一期更难了。但每次都像绝处逢生一样，总会有路。偶然的机会，可能你找到某条线索，又可以继续下去了。”

每次展览，桑椹最开心的不是开幕，而是闭幕——东西撤下来装进箱子，展厅空荡荡，一个人安安静静坐一会儿，如释重负。

“所有展览最后都是要撤的，想通这一点，心态就放松很多。只要尽力了，有人喜欢，就足够了。”

初心越简单，反而越可能成功。

这也是他一直在走的一条路，用最朴素的方式，一以贯之的信念，一点点地将展品和展览落到了实处。

特别致谢

浙江省博物馆研究馆员、《金石书画》策展人 桑椹

《金石书画》图录各卷封面书影

《金石书画》 第一卷 2016年

《金石书画》 第二卷 2017年

《金石书画》 第三卷 2018年

《金石书画》 第四卷 2020年

《金石书画》 第五卷 2021年

《金石书画》 第六卷 2022年

《金石书画》 第七卷 2024年

《金石书画》 第八卷 2026年（待出版）

（文中部分配图由浙江省博物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