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青年报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今年5月，新修订的《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进一步拧紧党政机关过紧日子的“螺栓”。不过，随着《条例》的推行实施，也有一种论调出现：党政机关厉行节约，不利于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提升消费能力。

情况真的如此吗？细究起来，这种论调其实预设了一个明显的错误前提：将党政机关的公务消费视为社会消费的核心支撑，甚至把公务支出多少与社会消费直接画上等号。但事实恰恰相反，公务消费不仅远非拉动消费的主力，其合理控制反而能为消费增长注入更健康的动力。

一方面，公务消费与公共消费并非同一概念：公务消费的比例下降，能让财政资金更精准地流向教育、社会保障、就业服务等社会性公共消费领域，这些领域的投入直接关系居民生活保障，能有效减轻居民在基本需求上的支出压力，进而释放更多居民消费潜力。

另一方面，从实际占比来看，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公务消费在社会总体消费中的比重都并不突出，指望靠挥霍公共资金拉动消费，既偏离了现代财政制度的初衷，也无法形成可持续的消费增长动力。

从“国家账本”的实际数据更能看清这一点：2023年，中央本级“三公”经费支出预算比疫情前的2019年下降了20%，与此同时，各级财政投向教育、医疗、养老等重点民生领域的支出，比2019年增长了25.5%。一降一升之间，清晰展现出厉行节约带来的财政资源优化配置。厉行节约不是减少了消费，而是把资金从非必要的公务开支，转向了更能惠及民生、激活居民消费的领域。

再以中部地区某县为例，当地坚持“无预算，不支出”，大力压减办公费、会议费、培训费等一般性支出，全力保障工业转型、城市提档升级等重大项目和重点领域支出。县级财政部门用的还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老房子，“三公经费”压减至四五万元，但当地建高中学校就投入了5亿多元。

说到底，公共资金的核心用途是保障民生、推动公共事业发展，而非铺张接待或大搞浪费。如果只在公务消费领域搞“大水漫灌”，看似增加了短期消费，实则无法激活市场真实活力。毕竟这种消费脱离了大众需求，也可能挤占居民消费资源，甚至扭曲市场对大众需求的判断。

客观来说，随着党政机关厉行节约行动的推进，特定消费领域确实会产生结构性变化。比如，随着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深入贯彻落实，公务接待费用显著下降，以往出现在公务接待场合的高档白酒少了。有研究数据显示，政务消费在白酒消费中从以往的近四成，下降到低于10%。但这种变化绝非消费的“萎缩”，而是市场的“归位”。

政务消费占比下降后，许多酒企迅速转向大众消费市场，推出贴合居民日常宴请、家庭聚会需求的中端产品，优化品质与价格结构。“不喝不给我面子”的酒桌文化少了，受到年轻人喜欢的精酿啤酒和小酒馆业态逐步兴起。从依赖公务订单，到服务亿万居民的多元化需求，让消费基础更加稳固。

有媒体观察发现，商务宴请、公务消费压缩以后，餐馆“包间消费”开始走弱，家庭消费逐渐成为餐饮消费主力军，餐厅人流量、翻台率实现较大幅度提升。一些餐厅企业顺应消费趋势的变化，将原本用于建设包间的空间改为增加卡座，以“满足普通老百姓的用餐需求”为新的经营理念。

除此之外，还需看到，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并不影响公职人员的正常消费。以往不必要的公务宴请、应酬占用了公职人员大量时间和精力，而随着这类活动减少，公职人员有了更多时间陪伴家人开展家庭活动，比如周末亲子出游、日常家庭聚餐，或参与合规的私人社交，如朋友间的文化休闲、健康运动等。这些消费既属于符合个人需求的正常消费范畴，又能直接为餐饮、旅游、文体等消费市场注入活力。

党政机关厉行节约与提振消费本质上是同向而行的。当公务支出中的浪费被遏制，更多财政资源能投向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领域，减少居民在基本保障上的支出压力；同时，节省的资金可用于减税降费、补贴中小企业，帮助企业稳定就业、提高员工收入。居民收入增加了、后顾之忧减少了，自然会有更强的消费意愿和能力。

将厉行节约与提振消费对立，既忽视了公务消费与居民消费的本质区别，也误判了消费增长的核心动力。只有将消费增长建立在居民需求、市场规律和公共利益的基础上，才能支撑经济长期向好、稳健发展。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