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 （ID：new-weekly），作者：潘文捷，编辑：程迟

如果你关注娱乐圈，可能会发现近期声量最大的新闻，不是来自明星，而是编剧。

近日，“古二”（程骏年）持续发文晒出多条录音，把《繁花》剧组推上了风口浪尖。这位自称参与剧本创作的编剧，认为自己被剥夺了编剧署名权。9月23日，《繁花》剧组发表声明，称剧方在片尾给予古二“前期责任编辑”署名，这完全符合他所担任的工作职责，从始至终不存在他担任《繁花》编剧的情况。

许多打工人站在编剧角度产生共情，但当事人发布录音的行为也引来不少质疑，争议声一浪高过一浪。

面对近期频繁出现的编剧风波，同为青年编剧的陈菲说：“我看到网友在公共平台的讨论，义愤填膺，说怎么这么黑暗，但我和同行根本没有感觉。我心想不是一直都是这样吗？”

对于影视行业的年轻打工人来说，编剧署名的争议不算新鲜。但令人五味杂陈的是，“一直都这样”，就必然合理吗？为何编剧署名如此重要？年轻的打工人在行业里的生存状况到底是怎样的？

只署一个编剧，合理吗？

陈菲说，具有能力一人独立完成全程的编剧，在业内很少，“两只手数得出来”。

她举例说，如果某编剧一年内有三到四部作品上线，就很可能不是独立完成的，因为按照正常编剧出品速度来说，这几乎不可能达到。编剧赵汉也从个人经验判断，认为如果一部剧体量比较大，有联合编剧或者助理编剧在其中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只署一个编剧就不合理。

陈菲介绍了行业内部的情况：“影视行业现在比较萎缩，就没什么钱，一个项目想要拿到投资，要做自己的项目书，去走审核的流程。如果项目书上写了一个大编剧、大导演、名演员的名字，会比较容易推进。”

如果一部剧已经有了一位大导演，还需要一位大编剧吗？或许从投资人、制作方的角度，确实需要。“投资方肯定不希望自己赔，平台也不希望点击低，就会希望更多的人为它背书。如果它是一个黄金团队，全都是金牌导演、金牌编剧、金牌摄影，业内就会觉得挣到钱的概率比较大。”

赵汉说，中国的编剧整体是缺乏权益保障的，虽然很多剧组权责分明，各司其职，互相配合着工作，最大的规则是创作+生产的规则，大家都希望把戏拍好，能顺利杀青，但在一些情况特殊的剧组，所有的规则会变成“那个人”的规则，也就是说，项目里面谁最“大”，谁说了算，所有规则都是根据这个人来。这个人如果心情好、善良，就会给编剧署名；如果心情不好，或者有别的考量，“对不起，说没有你就没有”。

陈菲说，编剧本身是没有什么话语权的，一些大编剧有话语权并不只是因为是编剧，而是能够在名望、投资等方面提供其他的社会能量。“有时候很需要著名的编剧为项目背书，在除了创作本身之外的其他的地方提供支持，功夫并不在本身的内容上。”

剧组的制片体系不健全也是重要原因。赵汉指出，制片人要负责剧组里每个工作人员的合同签订。但很多时候，早期的合同签订时就不甚明确，例如可能以类似“生活助理”的职位进入某个项目，但却做了剧本的策划、编剧的工作，导致当事人自身在剧组的定位非常尴尬。

“以生活助理的名义进入剧组的话，所有人都会用生活助理、导演助理的方式去对待你”。如果他的创意和想法帮助到剧本创作，就要看导演、编剧、制片人愿不愿意承认他的职位和属性已经发生了变化，如果他们愿意承认，应该补一份合同，让他成为联合编剧。这样，他就可以用联合编剧的名分在剧组生存下去，以后争取署名的时候，就有一份编剧合同作为支撑。

青年编剧难以突围

青年制片人马福介绍，不仅是编剧，演员、导演都会为署名反复撕扯。

从制片方的角度考虑，并不是不愿意多署几个名字，但是，“（多人署名）这对于当事人来说是特别大的稀释。”他曾经遇到过一个情况，片方请来了原本关系就不错的两个导演，希望他们合作完成。结果在筹备之后，第一顺位的导演一直在排挤另一位导演。

这一点令马福特别困惑。他后来意识到，也许署名对这个行业的人来说就是“最大的资源”。

所以，面对年轻编剧希望署名的时候，哪怕大家觉得的确该给他们署上，但是，这样做要面临的是整个行业的人对于署名的认知。“这是对观念的挑战，我的沟通成本也会变得非常高。所以我也不得不被裹挟进这个游戏里，考虑可能面临什么样的风险。”

但如果剧方在片尾给了当事者一个前期责任编辑的署名，该如何看待？对此，陈菲介绍，一般来说责编是制作公司派来的，因为制作公司是甲方，编剧是乙方，类似于房地产开发商让包工头建房子，派监工看房子造得好不好。责编其实类似于监工。

所以，如果做了很多监工之外的工作，只署名责编，已经是把他人的一些工作成果剥夺了。

“某个人到底对项目有多重要，只有当事方知道，外人是很难判断的。”赵汉认为，如果某人承担了重要的剧本内容工作，那么他应该是署片头，而不是署片尾，“讲一句行业里残酷的话，署片尾，没有人知道你是谁。现在平台已经可以直接跳过片尾了。所以，如果想要在行业里被看到，就必须署片头，而且还要在片头比较醒目的位置。”

马福透露，他自己也曾经遇到过署名的问题。他在刚入行的时候，没有获得匹配的署名。后来，有机会获得执行制片人的署名，但是却被告知，“署名和薪资只能选一个”，故而拿到了非常低的薪资。

在他看来，不仅仅是编剧，这个行业里的年轻人，都常常会遇到“职场PUA”，被告知自己不行，被告知“这个机会很难得，我们都是这么吃苦吃过来的，你也得这么来一遍”。

“遇到这种事情我们就忍着，等到自己能够争取到署名的那一天，通过一些机会和人脉关系，获得更大的老板的认可。有的人干实事，被愿意支持干实事的老板认可，是一种方式；有的人擅长混圈子喝酒，把活给揽过来，也是一种方式。”他说，对年轻人来说，还有一种在行业突围的方法，就是自己做编剧，走创投，获得资方的认可，拍小成本的片子。由于整个剧本是自己写的，没有涉及到多方合作，就可以尽可能地把话语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只要作品成功上映，就算有作品了，口碑再好一些，那自己也就“升级”了，也不需要再顾忌编剧署名上的问题了。

编剧在行业里格外弱势

制片人老邓介绍，“这个行业还是很‘封建’的”，师傅带徒弟的情况很普遍，不管是编剧、造型、配音、动作各个主创都会带自己的徒弟，从业者从助理开始慢慢做一些执行的工作，最后可能甚至可以做主要的活。可能在项目里，徒弟干了更多的、创造性的活，师傅进行监督和指导，但为了拿更多的资源和更多的项目，师傅不会让徒弟和自己平起平坐。在这种情况下，徒弟很难拿到真正应该有的署名。

赵汉认为，编剧在行业里格外弱势，其中一大原因，就在于所有的影视创作工作里，只有编剧的工作是前置的。往往在剧组开机之前，编剧就已经把剧本写好交给剧组了。后期拍的过程中剧本如何修改，改完以后给不给编剧署名，变数很多，编剧这个职业的漫长周期决定了其权益很容易被侵害。

一般来说，剧组的灯光、摄影、服化道等都是成团队的，签的是总包合同。比如常年合作的摄影团队，给谁署名、怎么署会很清晰，大家干活是约定俗成的。但只有编剧可能是单打独斗的。有些编剧可能就是两三个人的团队，和剧组沟通天然比较弱势。

不仅如此，人人都觉得可以对剧本指手画脚。

赵汉说，他在剧组工作时就发现，没人会去教摄影指导该如何掌镜，说应该怎么拍，没人会去教录音、美术做什么事，因为那些都是有技能门槛的，但永远会有人想要教编剧做事，因为“大家都看过故事，觉得只要认字，就可以说这个写得不好，应该怎样写。大家都觉得自己可以编得更好”，所以对编剧的工作缺乏敬畏心。

行业内类似的事情很普遍，出来维权的编剧却很少，因为大家还想在这个行业里生存下去，想靠写剧本找一口饭吃。

老邓则感到，类似的维权事件在行业内屡屡出现，实际上已经在改变这个行业。他看到，现在制片公司的法务也在变得更加严谨。

“早期的、杂牌公司的合同里面可能会写，虽然付了钱，但如果最后没有采用这版剧本，乙方需要把钱退回。但如今，流程规范的平台、大公司在合同上面都会写得比较明确，分步骤验收和打款。参与了正式的剧本创作，就会给编剧的署名；如果完成整个编剧的创作，可以给第一顺位的编剧署名；等等。”

（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