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每次都说是最后一次,但这一次很有可能是真的最后一次。
自1965年收购一家濒临倒闭的纺织厂以来,巴菲特和已经去世的搭档芒格就用了60年的时间,将其打造成一家独一无二的美国企业,伯克希尔哈撒韦。
而60年来的投资积累,不仅仅让巴菲特的“价值投资”闻名全球,更是令他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奥马哈先知”。
尽管巴菲特没有公开说明这是自己最后一次主持的股东大会,但从这场大会的论调来看,巴菲特几乎是默认了。
在这场股东大会上,巴菲特不仅让伯克希尔哈撒韦董事会任命阿尔贝取代他担任首席执行官,也对自己在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持股做了处置。
更重要的是,对今年参会的4万名股东而言,这可能是最后一次亲耳聆听这位“奥马哈先知”投资和人生建议的时刻。
在最后的股东大会上,即便是巴菲特,也充满了对美国未来的担忧。
这位已经94岁的价值投资鼻祖没有让大家失望,尽管走路时需要拄着拐杖,但在长达4个小时的问答中,巴菲特仍然以不同于同龄人的经历和清晰的思路一一作答,为美国人乃至普通人给出人生建议。
在所有投资者问题中,人们最关心的,仍然还是美国,尤其是美国的未来。
巴菲特本人就曾多次说过,自己最盛大的投资不是伯克希尔哈撒韦,而是出生在美国。事实也的确如此,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投资范围广泛,包括铁路、保险、能源、零售、航空和科技。
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投资业务,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经济的缩影”,而投资伯克希尔哈撒韦,也就是投资美国经济。
在这个基础之上,巴菲特和美国经济互相成就。
1965年至2024年,伯克希尔哈撒韦实现了20%的年复合收益率,而同期的标准普尔500指数约为10%,这也更进一步奠定了巴菲特的投资地位。
当世界即将进入没有巴菲特的时代时,这最后的股东大会,聆听巴菲特的建议和忠告,就显得更为重要。
在这场股东大会上,巴菲特说了什么?
在问答环节上,投资者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关税。
尽管巴菲特没有直接谈到特朗普,但就关税而言,巴菲特仍然给出了最直接的言论:“贸易不应该被当成武器来使用,美国应该寻求与世界其他国家进行贸易,我们应该做我们最擅长的事情,他们也应该做他们最擅长的事情。”
巴菲特直言不讳地警告,美国不应该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为敌,贸易战是一个巨大的错误。这会导致全球75亿人不太喜欢你,而只有美国3亿人以某种方式沾沾自喜,这是不对的,也是不明智的。
巴菲特作为市场经济的最大受益者,也非常遵从比较优势理论。
他认为,美国一直都从自由贸易中受益,其他国家越繁荣,就越不会以牺牲我们为代价,我们就会越繁荣,我们就会越感到安全,你们的孩子将来也会感到安全,巴菲特说。
巴菲特的观点,其实就是比较优势理论和国际分工理论,不同国家通过自己的比较优势进行合作而达成共赢。
作为投资家,巴菲特事实上早在20年前就预知了贸易战的到来。2003年,巴菲特在《财富》杂志撰文称,美国每年的贸易赤字都在不断扩大,尽管底子雄厚,但美国就像是一个拥有大笔田产的富家子弟,年年挥霍无度,最终只能靠变卖田产度日。
当时巴菲特认为,要想让美国实现贸易平衡,就需要“进口凭证”,通过这个类似通行证的东西,来稳定美国的贸易逆差。
但20年后的今天来看,巴菲特当时所谓的“进口凭证”,和今天特朗普的关税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因为不管是提高关税,还是发放进口凭证,本质上都是拒绝或提高他国和美国贸易的成本。
最终,这仍然会引发各国的报复和反弹。
换言之,即便是巴菲特,在面对美国贸易失衡问题的时候,这道难题也几乎是“无解”的。
而20年后的今天,美国的贸易失衡已经到了必须要寻求“解法”的时候。从数据来看,美国的贸易赤字已经达到破纪录的1.21万亿美元,美国债务则突破36万亿美元,面对如此庞大的赤字,就必须要破局。
破局就意味着不确定性,对全球经济而言,这是最害怕的东西,伯克希尔哈撒韦也不例外。
当前,伯克希尔哈撒韦拥有3470亿美元的现金储备,并未投资,伯克希尔哈撒韦在一季度财报中表示,关税带来了相当大的不确定性,由于无法预测关税带来的影响,因此选择手持现金,而不是下场投资。
2024年,巴菲特抛售了价值超过1340亿美元的股票,减持了伯克希尔哈撒韦最大的两家持股公司,它们分别是苹果和美国银行。
在关税问题上,巴菲特直言不讳地进行了反对和批评。
但在美国的未来上,一旦涉及到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投资基本盘,巴菲特相对更为隐晦。
当投资者问巴菲特,如何看待美国当下的变化,到底是乐观还是悲观?
巴菲特说,从1930年到现在美国经历了很多的事情,自己作为出生在美国的男性感到“非常幸运”。
这不是巴菲特第一次公开赞赏美国。
巴菲特和芒格始终认为,伯克希尔哈撒韦只有在美国才能够取得如此成功,而即使伯克希尔哈撒韦从未存在过,美国也会取得如今的成功。
这句话是实话,但美国走到今天,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也越来越多,这也是实话。
制度,决定了美国的兴盛,也决定着美国的兴衰。
巴菲特将美国的制度比喻为一个附带赌场的“大教堂”。
巴菲特认为,美国的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功,因为是一座宏大教堂的结合体,这座大教堂创造了一个世界上从未见过的经济体系。
在那座大教堂里,人们基本上是在设计能为3亿多人口生产商品和服务的系统,这种规模在历史上也前所未有。
同时它旁边还附带着一个巨大的赌场,诱惑非常大,尤其是现在,诱惑就是走进那家赌场。
赌场里,大家玩得很尽兴,金钱流动频繁,但你也必须确保大教堂得到供养。未来100年里,美国必须确保这座大教堂不会被赌场吞噬。
如何理解巴菲特的这套比喻?
在我看来,这套理论和今天特朗普所做的一系列变革,有异曲同工之妙。
什么是大教堂?
韦伯曾经写过一本书叫《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的影响非常深远,其中一个观点很重要,那就是因为新教的出现,才有了资本主义精神,才有了美国乃至欧洲的现代文明。
而大教堂,其实就是“新教伦理”。
至于赌场,显然就是今天的华尔街为首的金融家。
过去美国在新教伦理的加持下,不管是富豪做慈善,还是做实业,都做的非常棒,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就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
但到了今天,美国的新教伦理在去工业化之下凋零,宗教信仰出现了大问题,“神开始死亡”,资本和金钱变得越来越重要。
与此同时,华尔街还在不断做大,垄断了太多太多的财富,尽管这里金钱流动频繁,但流动的金钱,并没有到大部分美国人手里,仅仅只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当财富开始失衡的时候,当美国中产都开始下陷的时候,美国这种传统的大教堂,就有可能会被金融、被华尔街吞噬。
这就是巴菲特想要表达的深层含义。
当然,巴菲特的这套比喻也暗示了美国制造业空心化,金融过于发达带来的一系列财富分配失衡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也是特朗普想要去解决的问题。
唯一的不同在于,特朗普错误地认为,可以用关税来解决这些问题。
美国制造业面临空心化,大教堂和赌场出现了问题,应该怎么办?
巴菲特用实际行动给出了回答:愿意投身美国基础设施的转型。
巴菲特指出,美国的电网、高速公路系统都已经落后于当前人口和经济的增长速度,这之间存在巨大的转型需求。
而要推动这些改变,美国必须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但和二战后不同的是,在和平年代,美国要想实现同样的效率,并不容易。
基于这一点,巴菲特和继任者阿贝尔均表示,伯克希尔哈撒韦愿意在未来参与其中,投资美国基建。
除此之外,巴菲特还对美国财政表达了不安。
巴菲特说,在财政方面,美国长期以来没有真正解决财政赤字的问题,这从来都不是一个被彻底解决的议题。
因此,巴菲特也赞同马斯克的削减美国预算赤字。
巴菲特说:“那不是想做的工作,但那是一个应该做的工作,但国会似乎没有做这件事。”
“我们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拥有全球最多的创新人才,但我们也确实存在很多结构性问题。如果有地方出问题了,这些问题不会立刻爆发,但它们一定会慢慢发酵。”巴菲特说。
在批评美国的同时,这位已经94岁的睿智老人,也仍然坚定看好美国。
巴菲特说,“我们经历过经济大衰退,经历过世界大战,经历过我出生时做梦也想不到的原子弹的研制,所以即使我们似乎没有解决所有出现的问题,我也不会灰心,如果我今天出生,我会在子宫里一直谈判,直到他们允许我去美国。”
美国就像一家公司,哪怕是最成功的公司也不可能没有问题。这就是巴菲特对今天美国的看法。
所以,回到投资上,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投资重心仍然会放在美国。同时巴菲特也表示,美元确实有各种问题,但是其他货币也拥有同样甚至更多的风险,相比之下,美元仍然是最优秀的货币。
这一观点,也和我是一样的。
过去很多人认为美元不太可能继续国际化了,但在当前形势下,在没有其他货币崛起之前,美元仍然是其中的最优解,尤其是和其他货币相比较的话。
以上,就是这位94岁老人最后的股东大会上的发言。
而历史,也即将翻过巴菲特时代的最后一幕。当这个世界乃至美国没有巴菲特的时候,他心目中的那个美国,到底还有没有例外呢?
这是一个大问题。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