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群系信和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海南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2025年已悄然过半，中国经济半年报成绩亮眼：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5.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5.0%，货物出口增长7.2%，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9.5%。这些数据既勾勒出经济复苏的主线，也暗藏结构性调整的深层命题——消费市场里，“以旧换新”政策成效初显，但部分地区补贴资金耗尽又凸显隐忧；出口领域，对东盟等新兴市场9.6%的增长，虽对冲对美出口下滑，但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阴霾仍未消散；新质生产力产业蓬勃发展，但技术落地与市场应用却遭遇瓶颈；服务消费增速快，但46%的占比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差距。在这复杂的经济图景下，中国经济下半年该如何破局前行？对此，《理论研究》周刊专访了信和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廖群研究员。

消费复苏与以旧换新政策的持续性

《金融时报》记者：上半年消费市场呈现出5.0%的同比增长，其中以旧换新政策成效显著。您认为该政策的边际效应是否会递减？若下半年要进一步拉动消费，政策应如何从商品消费延伸到服务消费，从耐用消费品扩展到必需品，让中低收入阶层受益？

廖群：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好于预期，其中代表消费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增速为5.0%，比去年大幅提升1.5个百分点，说明居民消费有了一个比较强劲的复苏。消费复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的成效。当然，如果此政策是一次性的，其边际效应会递减到零，即政策实施完后一段时间其效果就会消失。但如果此政策轮番地实施，则边际效应就会轮番回升，政策效果就会持续地显现。所以，我认为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政策不应该是一次性的，而应该轮番地实施，直至居民消费的增速回归到应有的水平。有人会问，有轮番实施的空间吗？即，有那么多的旧产品需要换新吗？对此，应该认识到，以高标准衡量，目前我国耐用消费品中确有很多是用了多年质量不够好的旧产品，虽还能用，但用得不舒服，不能令人满意，一次性的以旧换新是不够的，应多次轮番进行。而且，以旧换新的涵盖范围可从耐用消费品扩展至必需品，让中低收入阶层受益，也可延伸至住房消费，即鼓励居民将旧住房置换为新住房。其实，我国住房置换的空间是很大的。当前我国城镇居民住房中，仍有40%以上是年代久远的非商品房，这些住房的大多数在质量上按现代住房标准有很大差距，应该换新。把这个需求调动起来，以旧换新的空间将大幅扩展，短期促使我国房地产市场快速复苏，扩大消费和投资，长期则将我国的居民住房的标准提高到现代化水平。因此，住房以旧换新是可以而且应该轮番进行的，如从棚户区改造到危旧房、老破小、城中村住房换新，再到涵盖更广泛的旧房换新。

出口多元化与新兴市场开拓

《金融时报》记者：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对中国加征关税，我国通过“抢出口”策略等使1至5月出口数据表现良好。然而，下半年出口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如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贸易保护主义加剧等。您认为我国应如何进一步拓展多元化市场，巩固和提升出口竞争力，确保出口稳定增长？

廖群：上半年我国出口的表现也大大好于预期，在特朗普大打关税战的形势下整体货物出口竟然增长了7.2%，出乎大多数人的预料。其原因，“抢出口”算一个，但不是主要的，因为对美国的出口下降了9.9%。主要原因，是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新兴市场的出口加快增长，如对东盟国家的进出口增长加速至9.6%。今年下半年，这一势头将持续。当然，另一方面美国加征关税的影响会增强，由于我国利用稀土出口等手段的反制使得美国对我国目前的加征关税大幅低于先前的预计，而进一步的加征要等到四季度了，增强的幅度不会太大。明年关税的影响会更大一些，我们应未雨绸缪。为确保出口持续稳定增长，我国应加大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市场的开拓广度和力度。广度方面，除了东盟市场外，要争取在中东、中亚、南美及非洲市场有更多的斩获，同时尽力维持或增加我国在欧盟等非美西方国家的市场份额，毕竟这些国家也受到特朗普关税的打击而可能更愿意与我国合作。力度方面，我国的出口产品应多样化，加大高科技产品和新兴产业产品的比重，同时应考虑在我国香港、上海或深圳建立“一带一路”商务中心，以便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企业与我国企业以及这些国家企业之间进行有效的经贸交流。

新质生产力的赋能挑战

《金融时报》记者：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9.5%，以机器人、3D打印设备等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相关产业发展迅猛。您觉得下半年新质生产力在推动产业升级、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方面，还将有哪些突破和机遇？政策应如何进一步支持其发展？

廖群：在供给端，上半年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高科技、战略性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等新质生产力相关产业的快速扩张所支撑的。这一扩张势头正在兴起，必将持续，并正在引领其他产业和整体经济加快发展。现阶段新质生产力相关产业以数字产业和绿色产业为主导，以互联网、物联网、生成式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无人机、清洁能源、新能源汽车等为核心，这些都是新的经济增长点。要培育和利用好这些新增长点，当前首要是要突破技术瓶颈，主要在半导体芯片、工业软件和新材料等领域。在这方面，要不惜举国之力，政府的政策支持更应充分到位并起引领作用。同时，这些新增长点的持续性，即其能否持续地推动经济增长，取决于它们能否有效地赋能于其他产业，从而从根本上推动整体经济的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从目前情况来看，赋能效应还不是很明显，比如生成式人工智能和人形机器人在工业和服务业中的实际应用，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都还逊于市场预期与期望，致使很多企业对于其应用仍处于观望与等待状态。所以，要加快赋能的进程和深入研究并改善赋能的效果。为此，政策上扶植这些产业，除了增强产业本身的技术及服务基本面外，应大力培养它们的赋能能力。

服务消费的双端发力

《金融时报》记者：从上半年经济数据来看，服务消费增长亮眼，同比增长5.3%。但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服务消费占比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下半年在供给和需求两端，应采取哪些措施来进一步释放服务消费潜力，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升级？

廖群：上半年服务消费增长5.3%，快于商品消费的5.0%，说明消费中服务消费的比重在增加，是一个积极的现象。我国服务消费在总消费中占比46%，仍低于50%，与供给端服务业占比一样，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提升空间。上半年，无论是需求端的服务消费还是供给端的服务业生产，占比都是在上升的；下半年应促进这两个占比都进一步提高。服务消费方面，应改善餐饮、居住、家政、教育培训等传统消费的质量，应提升旅游、文化娱乐、体育、养生和养老托育等新兴消费的品质，更应培育数字、绿色和健康等新型消费的成长。就发展趋势而言，应该认识到，传统服务消费中，家政服务是我国相对于其他国家的一大特色，应保持并加强。新兴服务消费中，养老托育在我国的需求将快速并持续地增大，是今后的重要增长点。新型服务消费中，数字消费代表着未来，将日益赋能于各项消费。服务业供给方面，应创新服务消费场景、加强服务消费品牌培育、增强服务消费监管、引导诚信合规经营、完善服务消费标准、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为此，政策上，应对服务业加大财税金融支持、加强相关人才培养、提升信息服务质量和提高统计监测水平。

增量政策协同与固投提振

《金融时报》记者：上半年在应对外部冲击时，我国积极出台一系列政策稳定经济。您认为这些政策在下半年应如何持续发力、精准施策，以更好地应对经济下行压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政策之间又该如何协同配合，形成合力？

廖群：自去年9月24日以来，政府各部门陆续有协调性地推出了一系列的稳定经济增长的政策，称为一揽子增量政策。应该说，政策效果是可称道的，促使GDP增速去年四季度加快至5.4%，全年达5.0%，完成了政府的增长目标，也使得今年一季度增速保持在5.3%，高于市场预期，为今年全年实现5%左右的增长目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也应看到，上半年高于预期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好于预期的出口，即外需所贡献的；内需方面，消费的复苏令人鼓舞，但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进一步放缓，值得担忧。下半年，出口形势，虽仍会好于预期，但毕竟美国加征关税的影响会更大一些，出口增速会比上半年放缓。这就需要内需加快增长，消费应稳住复苏势头，固定资产投资则亟须提振。因而，下半年一揽子增量政策还应该加码，重在促使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反弹。财政政策应该发力，加快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速。有人说，我国基础设施投资的潜力已经耗尽，是不对的。应当看到，我国新型基础设施投资仍有很大的扩张空间，尤其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及相关基础设施领域，包括芯片工厂、5G/6G基站及网络、大数据中心、算力中心、机器人工厂、通信网络、互联网/物联网络等；新能源产业及相关基础设施领域，包括清洁能源（光伏、风能、核能和水能）工厂及设施、新能源汽车工厂、充电桩、超高压输电网络等；和新型交通运输领域，包括跨省大运河、数字化机场和港口、超导电动悬浮列车等。近日，财政金融协同发力出台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等，也有利于稳住消费复苏的势头。

经济韧性下的风险防范

《金融时报》记者：当下全球经济格局深刻变化，美债等主要经济体债务持续增长，国际冲突加剧。在此背景下，您对下半年中国经济的总体走势持何种观点？中国经济在保持韧性的同时，还需重点关注哪些风险点，并如何加以防范和化解？

廖群：从上半年GDP增长5.3%和上述对消费、投资和出口走势的分析预测来看，下半年，如果政策上能如上所述加大一揽子增量政策的力度，全年完成5%左右增长目标不是大问题。但这并不是说下半年就没有风险了。目前我国经济面临着两大风险，一是房地产市场仍未真正止跌回稳；二是价格水平持续走低。房地产风险方面，在一揽子增量政策推出后，去年四季度和今年一季度，在很多城市，尤其是4大一线城市，房地产销售和价格出现了企稳或反弹势头，但今年二季度这一势头没能持续，销售和价格呈现一定程度的回落。必须认识到，房地产的上、下游产业链很长，又产生财富效应，对经济的影响是很大的，据市场测算影响我国GDP20%以上，所以有效降低房地产风险，确保地产市场止跌回稳应是今年下半年和明年的首要任务。价格风险方面，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今年以来一直在零附近徘徊，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则持续为负，对经济的影响也不可低估。首先，将直接影响到名义GDP的增速。同时，更重要的，一方面降低企业收入和利润，从而压制企业投资，又导致工人薪酬减少进而居民消费走弱；另一方面使得企业和居民感觉现金值钱，更不愿投资和消费。这些都将直接或间接地抑制经济增长，因而将价格水平拉回至正值区间应是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