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正民的新书The Price of Collapse: The Little Ice Age and the Fall of Ming China，简中版译成了《崩盘：小冰期与大明王朝的衰落》。读完本书，笔者颇有些担心，这会是海外汉学某种叙事模式的小小崩盘吗？

该书以《陈其德小传》开篇。陈其德何许人也？明末浙江桐乡的一个底层读书人，之所以为卜正民发掘，只因近300年后（1877年）的《（光绪）桐乡县志》，辗转收录了他的《灾荒记事》和《灾荒又记》。其中，他顺手记下了桐乡在1640年—1642年间的几次米价波动，卜正民却由此得到灵感，将一个地方性的残简记载，“进一步扩大到当时整个明朝中国的层面”，并以此搭建起《崩盘：小冰期与大明王朝的衰落》这一宏大框架。

从名不见经传的细节/小人物入手，辗转腾挪，再上升到帝国兴衰的宏大叙事，这手法我们在海外汉学家那里已经见识过——《叫魂》和《维米尔的帽子》便是成功的范例。但这回卜氏笔下的陈其德有些拘谨和单薄，盖因他的出场只是一个引子/幌子，卜氏真正想引出的是那条“气候异常-米价腾贵-大明崩溃”的故事线——卜氏在书中把它写得挺直，像一根通天索，联结天上和人间，而我读来，却总觉得中间应有许多台阶没能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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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搅动人间，这认识并不新鲜。汉儒开始讲天人感应，尤其旱灾地震，往往要牵扯天子德行。这与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水平相关。西方也是如此，远的不说，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里，强调寒冷生勇武、炎热生懒惰，就已经是典型的环境决定论口吻。1915年，E.亨廷顿在《文明与气候》中终于明确提出“气候决定文明兴衰”——后来大家发现，这种论调往往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伴生随行。

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对气候的研究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宏观上，聚焦太阳辐射（黑子/耀斑）、季风、洋流（厄尔尼诺/拉尼娜）、火山喷发等大尺度因子；微观上，深入年轮、冰芯、花粉和湖泊沉积物研究。这些科学进展深刻影响了人文学科，尤其是历史和考古研究。

以中国为例，胡焕庸偏地理，他划定了著名的黑河-腾冲线；竺可桢偏气象，他把史料转化为气候数据，发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1940年），率先尝试将气候周期和王朝兴替叠合印证。进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等人推动“历史气候学”的兴起，这一学派强调气候是社会变动的背景压力，而社会走向则取决于文化与制度选择。

近年来，在全球能源危机与环保主义勃兴的语境下，气候史与社会史的结合愈发紧密，涌现出如乔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的《全球危机》之类具有启发性的成果。

然而，无论科学家还是历史学者，都已不再接受“气候决定论”。当代研究普遍认为，气候对文明的作用必然经过地理格局、交通网络、社群组织、制度设计与财政能力等多重因子的过滤与中介。换言之，天灾或许不可避免，但真正有价值的研究，在于比较不同制度和权力结构如何应对同样的冲击。唯有如此，才能唤醒问题的核心，带来值得借鉴的答案。

关于明朝的崩溃，学界早已注意到其与异常气候之间的关联。早在1972年，竺可桢就已将明清的寒冷与欧洲“小冰期”联系起来，强调这一全球气候挑战的同步性。卜正民不过是重新拾起这一老问题，却带着一种新的急切与冲动：他急于将“小冰期”与“大明崩溃”直接扣合，试图用“气候-物价”这一主链条来解释王朝终局。

这样做的代价，是牺牲了因果关系的层次性与理论解释的复调性。最终，他将环境变量绝对化，把制度、财政、社会乃至政治的多重作用尽数压缩为单一路径，其历史叙述遂沦为早期“环境决定论”的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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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文明对同一气候周期的不同应对及后果，十七世纪无疑是一个绝好的样本。当时的地球进入“小冰期”，并伴有火山喷发、太阳活动减弱，主要国家农业歉收、疫病泛滥，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动荡和分化的重要时期。

2013年，乔弗里·帕克出版了《全球危机：十七世纪的战争、气候与灾难》，在选取欧洲主要国家进行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了“三重压力”框架：气候恶化、财政与军费压力以及社会动乱的叠加。但他的研究结论是：同样的气候冲击，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应对方式不同，结果大相径庭。

在西班牙，气候异常带来饥荒和疫病，但更重要的是王室信用的丧失。十六世纪末至十七世纪间，菲利普二世及其继承者多次宣告国债违约，导致财政体系崩溃，使依赖海外殖民的帝国逐渐走向衰落；法国同样经历饥荒与社会动荡，但路易十四通过强化财政汲取与军政集权维持了王权，尽管财政困境始终存在。

相比之下，荷兰和英国不约而同选择了“市场-贸易-制度”的方式来对冲小冰期：对外推动粮食进口，对内强化仓储和区域调配，以制度性措施平抑粮价，并通过救济法案（如1601年的《伊丽莎白济贫法》）使救济制度化。在此基础上，荷英依靠国债与银行体系拉长财政时间轴，避免非常开支立刻抽干民间资源——欧洲大地的同一场霜冻，在法兰西引发饥荒和投石党运动，而在英国和荷兰则多半只体现为价格波动，从而防住了“失序的饥荒”。因此，后人看十七世纪，正是荷兰和英国的崛起年代。

欧亚大陆这端的大明帝国却是另一幅光景：对外，贸易的核心输入是白银，粮食只能依靠自给；在内，灾荒频仍，战乱又使漕运屡遭阻断，跨地区调配益发艰难。论储备，地方的常平仓因贪腐早已名存实亡；论救济，缺乏制度化的长效赈济机制，最庞大而最脆弱的底层群体在灾荒中首先受创，社会不满遂转化为暴力与动荡。

最致命的是财政体系的僵化与信用缺位——好的财政，其本质在于跨越时间与空间调配资源：空间上以有余补不足，时间上以丰年补灾年。而帝制中国未能发育出公共信用市场，财政缺乏跨期调剂的能力，结果是“天灾”无法被转化为“可承受的波动”，灾荒与战乱的冲击被放大，最终在内乱、外敌、饥荒、疫病、党争与腐败的多重压力下迅速崩解。

甲申三百年祭之后又八十年，如果仍然将大明王朝的崩盘归咎于天灾——这次卜氏换了个时髦的说法，“小冰期”——这样的认知似有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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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正民在序中以“价格史学者”自诩，价格研究首先要用数据说话。明清物价史料相对丰富，《明实录》中有连续的粮价和物价记载，地方有黄册、鱼鳞册、漕运清册、关津税簿，经全汉昇、彭信威等前辈学者的系统梳理，业已形成可观的数据体系。粮价方面，王业键“长江三角洲稻米价格的长期趋势”，涵盖了明末清初到抗战的江南米价长序列变化，更是研究粮价波动与趋势的底盘和典范。

但奇怪的是，《崩盘》几乎刻意回避了所有的这些基础数据和前人成果，卜氏“另辟蹊径”“大概浏览过3000部从明清到民国时期的地方志”，从中“零星提取了777份关于灾荒价格的记载”，来为他的气候决定论背书。但他既未公布方志的具体范围，也未给出777条记载的详细坐标，使材料的客观性和可验证性大打折扣。

仅就方法论而言，这种珠玉在前、只取方志的做法也值得商榷。黄仁宇在治明史时感慨过中国人“数目字管理”的欠缺，严格来说，地方志和个人笔记的编纂者大多缺乏基本的统计训练，也没有长时段客观记录的意识，他们对米价条目与灾荒记录更多的是个人的主观书写，甚至有着强烈的“盛衰循环”与“黄金时代”情结，零碎的价格记录被叙事化、道德化，从而降低了数据的真实性和可信度。

以《宛署杂记》为例，该书为明代沈榜在北京顺天府宛平县知县任上写就，卜氏盛赞其“所载数据规模之大、质量之佳，皆堪称一绝。从樱桃到夜壶的价格，再到枷锁链条一类的刑具造价，一页又一页的价格提供了本书所需的大部分价格数据”。卜氏正是以该书为主要依据，参考其他时人笔记，精心整理出了三张（一分、一钱、一两）白银购买力表格，作为他考察整个明末清初物价的纲要法门。

可惜，书中的这三张表格却是门类粗略、分类混乱、单位含糊。例如，该表格显示，在1590年的北京，一分银子能买半斤猪肉，却只能买到一根黄瓜；而一钱银子，可以买到一张木床，却只能买到一斤冬瓜！至于一两白银，在1590年的北京可以买到“彘猪”（单位不详，应该为一口），在1588年的上海能买一个“小厮”，在1601年的浙江能买到一把土耳其火枪（鲁密铳），在1657年的上海只能买到一斤（注1）芥片茶，而在1548年的北直隶，只够请人“写新岁门神”！

“紫檀、马桶、架子床、榜纸、绣护膝袜口……”正是这些既缺乏代表性，也没有系统性，更没有连续性的零碎记录，拼凑成卜氏对明代物价的理解底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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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明清易代，向来有各种诠释角度、理论和模型。我近来颇主张以“货币-财政-信用”的制度框架去辨识、组织对明清中国的考察，但自知这仍然只是框架之一种，不是历史解释的直线。历史没有那么多直线，尤其是一个幅员数百万平方公里、人口过亿、赓续数百年的帝国，其兴、其败，有慢变量构成的“面”，有中程机制拉出的“线”，有重大事件的“点”，亦有突发与“乱入”改变轨迹。

面向这种复杂性，学术最需要的是耐心：让材料先说话，而不是仿造一个“新理论”去安放一切——在面对历史这头庞然大物时，我们都是盲人，不妨多摸索一会儿，不要急于“发现”，不要急于生拉硬拽所谓“新理论”来下全局性的结论。

《崩盘》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海外汉学的一种惯常模式：从地方志、笔记这些历史的缝隙切入，巧用冷僻材料，往往能塑造出别开生面的叙事效果。然而这种叙事术并非放之四海皆准。一旦落到价格、税负、财政、信用这些“硬领域”，问题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这里需要的是长时段、连续、可比的数据，而不是零碎片段的巧思。

叙事不妨加戏，账簿却冷然无声；该算的账没算清，该辨的口径没辨明，再有趣的小材料与再高明的小机巧也难以支撑大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崩盘》所呈现的并不是“大明的崩溃”，而是“讲故事的模式”在面对宏大命题时自身的崩盘。

注1：因书中未标明，此为作者推测的单位——编者注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观书评，作者：单小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