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开年至今，世界各地战火频仍，彻底戳破了人们对世界和平的天真幻想。俄乌冲突进入第三年，历经数轮谈判，至今未有起色。巴以冲突螺旋式升级，国际调解杯水车薪、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政府火上浇油，加沙地带沦为死亡与饥荒肆虐的人道主义炼狱。

旧的冲突未见曙光，新的战火又已燃起：伊以冲突再度爆发，伊核问题再度成为世界焦点；泰柬、印巴边境同样摩擦不断。然而，在这一系列乱局中，我们尤其注意到，国际调解的作用愈发微弱，英法德等欧洲中等强国勤于斡旋却有心无力，少数大国的意志与博弈再度占据上风。必须承认，大国政治已强势回归。

与大国政治同步回归的，当是大国地理。在这个地缘政治冲突频出，新帝国主义威胁迫近的时代，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地理纵深的战略价值。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便已提出“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将目光再次投向西南内陆。本文由此切入，指出这一规划与冷战时期中国基于备战考量展开的“三线建设”，在区位选择与战略目标上一脉相承。

“备战目标”与“布局调整”是三线建设的两大关键，二者相辅相成，通过将国防工业安排在不易受攻击的内陆腹地，既实现了关键产业备份，保障战时后方生产能力；又带动了周遭基础设施建设，调整了我国的工业与交通布局。这一针对帝国主义安全威胁的应急之举，因而在客观上推动了我国内陆地区工业化与现代化发展，具有跨时代的意义。

新时期的国家战略腹地建设，须在继承三线建设物质与精神遗产的基础上有所超越。在产业备份、地理重塑之外，还需兼顾对外开放；充分发挥我国内陆地区经济、资源、人口优势，使其从孤立隔绝的工业飞地，变为与区域内外互联互通的新基地。以更开阔的战略眼光，望向广袤的亚欧大陆，是当下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应有的大国地理视野。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文化纵横，作者：严鹏（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编辑：RJX，题图来自：视觉中国（成都市东郊记忆工业遗址）

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考察时，强调四川是我国发展的战略腹地；^[1]当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2]很显然，“国家战略腹地”是一个区域经济概念，指向远离沿海一线的内陆地区。此后，学界尤其川渝地区的学者对国家战略腹地的建设问题多有探讨，并将其与历史上的“三线建设”联系起来。^[3]

“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地理位置，与它所包含的“产业备份”的目标，确实与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基于备战考虑在大西南进行的三线建设，同属对大国经济地理的战略性重塑。然而，新时代的国家战略腹地建设，在继承三线建设的物质与精神遗产的同时，必须有所超越，为应对百年未有之历史变局构筑一个适应新时代的大国地理基础。

大国政治的回归需要大国地理作为基础

在2025年开年即遭遇当代“慕尼黑时刻”的今时今日，传统地缘政治与现实政治作为历史回归的主要内容之一，强烈刺激着人们的感官。随着历史一起回归的，还有地理。如果说“历史回归论”对应的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那么，地理回归论则源于“世界是平的”这一后冷战时代全球化理想的幻灭。

在俄乌冲突爆发十年前，美国公共知识分子罗伯特·D. 卡普兰写道：“我们越是对当前的事件疲于应付，个人及其选择就越显得重要；而当我们跨越百年历史审视问题时，地理则会起到更重要的作用。”^[4]历史回归的齿轮一旦转动，地理就成为现实政治重返现实世界的着力点。卡普兰关心的是地缘政治冲突，在2014年以后的东欧由梦魇变为现实。而地缘政治，就其本意来说，首先便是“地理的”政治。

在地缘政治中，大国间的纵横捭阖是推动形势变化的主要力量，当前的历史回归，最突出的表现即为大国政治的回归。毫无疑问，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人类文明的出路所在。但在此过程中，我们依然需要正视传统大国政治，建立大国地理的视野。

以“腹地”这一概念为例，小国因国土规模限制，不存在真正具有战略意义的腹地。卡普兰对此直言不讳：“中小型国家，如以色列、英国、法国、伊朗，不能承受美国、俄罗斯和中国等陆权大国所能承受的同级别打击，因此他们的核威慑战略缺乏必要的可信度。”^[5]

自2022年的俄乌冲突以来，卡普兰的论点不断被现实所印证。一方面，乌克兰虽然不是大国，但也是国土广袤的国家，这使未完成再工业化的俄罗斯无法轻松将战线前推；另一方面，围绕着这场战争展开的外交博弈与因这场战争而引发的经济动荡，已经使英、法、德等欧洲中等强国暴露其欠缺硬实力的软肋，这种中等强国的有心无力恰是大国政治回归的注脚。

在工业革命局限于西方少数国家的时代，“大国”的标准或许不是以国土规模，而是以军事-工业综合体的实力来衡量。但在世界工厂已经转移到东方的今天，军事工业综合体的实力本身就受到国土与人口规模的影响。人类工业文明的地理格局变迁，重新定义了21世纪的大国与大国政治。

大国地理是一种多维度的复杂变量，国土规模、气候条件、资源分布、地缘区位以及产业格局，都可以被归入其中。纯粹的自然地理条件，如地形、气候、土壤、水文、矿产资源等，对现代经济发展仍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而地理对经济的影响，最终会传导至政治。

所谓“地缘政治学”，其实不如改称为“地缘政治经济学”。传统的地缘政治学更看重国家间的不同区位所带来的外交态势，具有很强的国际关系取向。然而，一旦考虑经济问题，则国内地理的重要性亦将显现。大国政治之“大”，部分在于其调动资源的规模无比巨大，而巨量的资源显然要靠国内地理的多样性与体系性作为基本支撑。

大国地理的多样性以自然的馈赠为基础，而大国地理的体系性则需要靠人为活动来打造。作为世界上历史延续性最悠久的大国，中国自文明之初就开始塑造大国地理。禹分九州，便是中国人对大国地理多样性的最初认知。

在王朝国家的广袤空间里，自然地理存在着多样性，这就带来人文地理的多样性，使大国内部形成辨识度较高的不同经济区域，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就记录了这种分区域的大国地理知识。

民国时代，冀朝鼎提出了“基本经济区”的概念，认为中国古代王朝会对基于自然地理形成的区域经济进行人为的重塑，以便稳固其统治；而由于王朝国家的公共治水工程，农业生产效率更高的“基本经济区”便成为国家统一的物质基础。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冀朝鼎预见到，基本经济区这个概念在工业化时代将不再适用于中国，新的区域经济格局将不再由自给自足的农业主导，而会被工业和国际贸易等新产业的力量重新塑造。^[6]

然而，这些新产业仍然需要在特定的区域里生成与演化，且无法均质化地分布，这就使得大国地理仍然具有区域多样性。正是这种多样性，区分了包含战略意味的前沿与腹地。

冀朝鼎完成其研究后不久，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西部辽阔的腹地为中华民族的持久抗战提供了最基本的空间保障。这便是民国时代的大国地理对于大国政治的战略性意义。

到2025年春天，当西方老牌媒体如《金融时报》《经济学人》纷纷惊呼“新帝国主义时代”到来时，曾被老帝国主义视为鱼肉与棋子的中国，应以一种历史警觉性塑造新的大国地理，以应对新的帝国主义，这也是当前建设国家战略腹地的重要意义。

三线建设对大国地理的重塑及其局限

“三线建设”是冷战时代中国为备战而在腹地进行的现代经济建设，其重塑了大国地理，为当前的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打下了基础。

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三线建设具有保密性质，但依然引起了海外观察者与分析员的注意。美国经济学家巴里·诺顿在1988年，依据零碎的中文公开资料对三线建设进行了初步分析，认为这个以军事目的为主的项目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7]这种负面评价亦存在于当时的中国。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三线建设在官方层面的解密，中国学者陈东林、郑有贵、武力等开始进行真正系统的研究，并公开发表成果。此后，徐有威等学者又积极推动了“小三线”的研究。今天，三线建设在中国当代史研究领域已成某种热门，一大批三线建设企业由过去的国防禁区转为工业遗产，并积极开发工业旅游。这种历史变化也使得当前的国家战略腹地建设，在思想与知识层面绕不开对三线建设的认识与评估。

“三线”是一个国防地理概念，三线建设则是1964年至1980年间，中国面对恶劣的地缘政治形势开展的以备战为导向的基本建设，其突出特征是对中国的工业等现代经济部门进行再布局，并由此重塑了大国地理。“备战目标”与“布局调整”是理解三线建设的两大关键：备战目标是三线建设以国防工业的建设为核心，并将建设项目安排在不易受攻击的内陆腹地，进而调整中国的工业与交通布局。

从19世纪中期的洋务运动开始，中国的工业化便以军事工业为先导。晚清的洋务重臣选择将重要的军工厂建在上海、福州、武汉等沿海沿江城市，既是因为造船厂本身的特点，又因为这些地区较易进口与运输设备、原料等生产要素。

随着中国的工业化向民用工业扩展，市场经济的力量又使其自然聚集于人口众多且交通发达的东部与中部地区。

抗日战争爆发前，有识之士已经担忧中国工业侧重于东、中部的“畸形”布局不利于国防；日本全面侵华后，中国主要的工业区皆沦于敌手，证实了这种担忧。对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来说，这是亲眼见证的历史教训。

新中国成立后，在奠定中国工业体系基础的“156项重点工程”里，除矿业必须根据自然资源的分布来布局外，钢铁、机械等制造业大部分被安排在长江以北。上海这一近代中国工业的中心也被有意避开。

这种布局一方面便于援建的苏联从北方运送机器设备，另一方面则因为在相当一段时间里，退据台湾的蒋介石政权还会派飞机轰炸上海等沿海城市，并利用海上优势封锁远洋航线。朝鲜战争的爆发更加剧了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连沈阳的工厂都分拆一部分迁往了齐齐哈尔。从这个角度说，新中国的工业化从一开始就重视国防因素，有意识地重塑产业地理。

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国面对的地缘政治形势更加险恶，除了美国侵略越南而从南方和海上构成威胁外，中苏交恶也使东北、内蒙古等“一五”时期建设的工业基地由后方变为潜在的前线。在这种南北夹击的地缘态势下，作为战时后方与反击基地的“三线”概念应运而生。

1964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在一次会议上提出：“第一线是沿海，包钢到兰州这一条线是第二线，西南是第三线。”^[8]后来经过论证与实际建设，一线指沿海和边疆地区，三线指四川（当时重庆属于四川）、贵州、陕西、甘肃、湖南、湖北等内陆地区，其中西南、西北地区（川、贵、陕、甘）俗称“大三线”，中部及沿海地区的腹地俗称“小三线”，二线则指介于一、三线之间的中部地区。“三线建设”指的就是在三线地区投资建设，也包括将一线地区的工厂等单位迁往三线。^[9]

1965年3月29日，中央成立西南三线建设总指挥部，不久，又成立西北三线总指挥部。4月，中央再次成立本已撤销的国家建设委员会，其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抓好西南、西北的三线建设和一、二线的重点项目。轰轰烈烈而又严格保密的三线建设由此展开，历经三个五年计划，其深刻地重塑了中国的经济地理。

1980年，随着国家大战略的转向，三线建设基本结束。1983年，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对三线建设进行调整，整个调整改造工作一直持续到21世纪。

以备战为目标的三线建设，实现了中国战略性产业的备份，确保强敌从一线进攻、摧毁或占领当地重要军工厂时，后方仍能保持相当的军工生产能力支撑反击。例如，汽车工业较为先进的大型汽车厂原本只有吉林长春的第一汽车厂，三线建设则在湖北十堰建设了第二汽车厂。“一五”时期，苏联援建了“156项工程”中位于黑龙江富拉尔基的第一重型机器厂，三线建设时期建成的第二重型机器厂则设于四川德阳。此类案例不胜枚举。

可以说，三线建设是在内陆腹地重新打造了一个以国防工业为中心的现代工业体系，而其中的不少工厂，本身就是将一线地区工厂的人员、设备一分为二，直接迁到三线地区去的。这种产业备份思想体现于三线建设的顶层设计中。

1964年，薄一波在关于企业搬家问题的报告中称：“有些全国‘只此一台’、负荷又很满的关键设备，要采取措施，在三线另搞一台。”^[10]1970年的报告显示，经过几年建设，四川、云南和贵州的产业备份工作使西南地区的机械加工能力接近老工业基地东北的水平，其设备更是汇集当时国内之精华。

除了制造业的工厂外，三线建设也重视交通与能源的建设。1964年11月，铁道部撰写了一份为防止突然袭击而调整全国铁路枢纽布局的措施方案，提到当时全国的26个铁路与港口枢纽中，有14个位于一线、5个位于二线，而三线的成都、重庆、昆明与贵阳这4个新枢纽必须重新布局。该方案还包括要修建12条战略铁路线。^[11]在三线建设期间，全国重要交通干线的投资与建成投产后的分布明显西移，尤其移向了西南地区。西部地区的公路里程在1970年占全国的32.2%，到1980年仍占到32.1%。^[12]

能源方面，三线建设投资多达428.35亿元，形成50多个统配煤矿区，新增原煤开采能力11211万吨；建成68座大中型水、火电站，新增装机容量1872万千瓦，高压输电线路49847公里；开发了8个油田和天然气田，形成原油开采能力556万吨，天然气开采能力64亿立方米。

有了制造业、交通与能源基础设施，三线地区就真正拥有可以独立运转的工业体系，并形成了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六盘水煤炭基地、重庆常规兵器工业基地、陕西航空工业基地等新的工业区。毫不夸张地说，三线建设使中国中西部内陆的工业化水平有了跳跃性的提升。

从工业化的角度说，三线建设对地区发展的意义要大于产业发展的意义。这是因为三线建设投资与新增的工业生产能力，即使没有布局于三线地区，也会布局于一、二线地区。

客观地说，由于三线地区基础条件太差，不少项目如果布局于一、二线地区，会更快形成生产能力，并取得更大的经济效益。

然而，三线建设本身就是出于备战目标而开展的，对其审视与评价不能只算经济账。一些评论以“预想中的战争没有爆发”为由否定三线建设的意义，这就如同防灾措施做得好，防止了灾难实际发生，便认为防灾措施没有用。

根据解密档案，1962年美国的《国家安全基本政策》明确提出要用核武器来威慑中国，并认为在实施局部战争时，美国应该准备“直接与中苏部队对抗”。^[13]这表明，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所面临的战争威胁是实际的，而非臆想的。

地缘政治具有高度不确定性，恰如毛泽东在1965年所言：“有人想，等三线建设好了再打仗。我看美帝国主义不一定会等你的，它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它等你建设起来才打？也可能你没有建设起来它就打，也可能你建设起来了它又不打。所以，我们要有两手准备。”^[14]这是一种真正的底线思维。

此外，三线建设为原本主要是传统农业经济区的三线带去了现代产业，成为三线地区在较高起点上参与改革开放的基础。如果没有三线建设，中西部内陆要发展经济，还需重新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投资，现代化的时间会更加滞后，部分条件也可能不会如三线建设时期那么有利。

对这一问题的终极辩论将指向中西部内陆要不要工业化，以及中西部内陆的人民要不要在本地建设现代文明，还是要都涌向东部沿海谋生的问题，这是一种价值判断。一旦肯定中西部内陆的人民有权在自己的家乡建设现代文明，就应充分肯定三线建设对加速内陆地区现代化的贡献。

但我们也要看到，三线建设具体实施过程中的低效、浪费与不合理之处。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仍与地理有关。

出于备战考虑，三线建设的工业企业一般选址偏僻，遵循“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这并不符合现代工厂的建厂原则；为了防范空袭，不少三线建设企业将生产车间乃至整个工厂搬进山洞，增加了建设与生产成本。

选址与布局的不合理，导致三线建设的一些项目未能实际建成投产，还有一些项目投产后成本负担过重。

例如，重庆八一六厂定点本在深山，被要求进洞后，军队一个加强工程兵团花了5年时间打洞，最后停建。再如，船舶工业的舰艇总装厂建在三线，配套厂大部分却在沿海；大型运输船舶的总装厂建在沿海，所需的大功率柴油机又建在三线，造成生产要素长距离运输，生产时断时续。

1984年11月，国务院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在报告中指出，在三线地区八省一市的范围内，“进山很深，布局分散，厂址存在严重问题，没有发展前途，需要关、停、并、转、迁的有145个，占7%”。^[15]

此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即使一些建设成功或基本成功的三线企业，为了适应市场竞争，也不得不另选新址设厂，或将总部从深山老林搬至通衢大邑。此外，不少三线建设企业在当时作为严格保密的单位，与所在地方的经济社会通常被有意隔绝起来，其所代表的现代文明如同腹地里的孤岛或绿洲，没有充分发挥溢出效应，直到改革开放后，情况才有所转变。这些历史局限性，是今天的国家战略腹地建设必须超越的。

在新的历史变局中建设国家战略腹地

三线建设所打造的战略腹地虽然是为预想中的战争而准备的后方，但大国地理一旦重塑，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主流的时代，西部内陆也就有了更好的条件发展较高级的现代产业，从而在进入国际大循环的时代里，获取比纯粹初级产品生产更有利的启动优势。

当然，当国家大战略从自给自足的备战建设转为进入国际大循环发展经济后，地理的重要性就开始淡化。人为政策重塑的大国地理再次受到自然区位的制约，现代化投资的天平从三线腹地再度倒向了一线沿海。不过，随着地理与历史携手回归，在当前新的历史变局里，地理的重要性与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现实性得以再度展现。但历史不会简单重复自身，新时代的国家战略腹地必须超越三线建设。

当前的国家战略腹地建设与三线建设对核心区域的选择几乎一致。尽管三线包含的省市众多，但从一开始，毛泽东等领导人考虑的主要就是西南，尤以川渝为重心。1964年5月，李富春在谈工业布局的纵深配备时指出：“现在是原子时代，我们整个工业的战略布局，必须要真正重视建设后方，搞纵深配备，战略展开。所谓后方，一个是西南，一个是西北，现在最靠得住的还是西南。”^[16]

这一年的11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以其特有的历史感提道：“四川有7000万人口、40万平方公里幅员。为什么刘备能在这里立国？蒋介石退也退到重庆，为什么？总有个道理嘛！”^[17]西南作为历史战略腹地的地位，是由地理决定的。

我国农业资源、宜居环境和人口主要集中于胡焕庸线以东。所谓战略腹地，并不是只要有空旷的空间纵深就能承担。战略腹地要进行生产，并准备军事反攻，就必须有足够多的人口以及养活大量人口的资源。如此一来，胡焕庸线以西的辽阔国土，可以充当一般意义上的腹地，但无法打造连片成规模的战略腹地。

而在胡焕庸线以东，以四川盆地为核心的西南恰好既处于远离沿海的内陆，又是人口众多的天府之国，实为自然地理为中华文明准备好的战略腹地毛坯。三线建设虽然聚焦于工业，但从一开始，国家建委就要求“把农业当作三线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8]

今天的国家战略腹地建设区域选择，继承了历史，契合于地理，也应当将现代产业体系构建与生态文明建设结合起来，使国家战略腹地具有应有的人口与资源上的涵养性。

产业备份是三线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其重塑大国地理最核心的部分。从这个角度说，一些领域里独一无二的关键企业，尽管是由和平时代的经济规律造就的，在战时或地缘政治冲突中，却会成为战略上的软肋。

近年来，美国不断致力于制造业回流，尤其希望把半导体制造等战略性产业重新搬回国内，除了经济考量外，也不无军事上的担忧。因此，新时代的国家战略腹地建设仍然要以重塑产业地理为核心，在被选定的建设区域内发展在紧急时刻能起到应急作用的产业链。在这一点上，三线建设留下了具有活力的产业基础。

不过，今天的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是在市场与开放条件下进行的，这就注定不同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三线建设。当年的三线建设是以指令方式让人员与设备从一、二线地区流向三线地区，从而实现产业备份。这种建设方式在今天，除了极少数部门能采取外，已经不再适用。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战略腹地建设一方面要依靠产业政策进行产业整体布局，一方面要依靠市场与经济手段吸引投资和人才。

与三线建设打造了一个个具有封闭性与自给性的现代产业飞地不同的是，国家战略腹地既是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一部分，又要坚持对外开放，这无疑增加了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难度。

因此，国家战略腹地的建设应巩固实体经济，保持军民结合型产业链的发展势头，同时嫁接合适的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实现新时代的产业备份。

三线建设以成昆铁路等基础设施来完成区域内与区域间的连接，国家战略腹地在继续升级交通网络的同时，也以中欧班列等新的交通设施，将广袤的亚欧大陆变为自己的经济与资源腹地。

向东看，国家战略腹地是紧急时刻到来时支援沿海的后方；向西看，国家战略腹地则是经略“世界岛”，以打破域外大国封锁图谋的前进基地。这是新时代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应有的大国地理视野。

三线建设已成历史，曾经的秘密工厂不少已搬迁新址，留下了锈迹斑驳的工业遗产。这些工业遗产，在今天可以活化利用，成为工业旅游的景点，发挥红色教育的功能。

三线建设工业遗产承载与展示着一种埋名奉献与艰苦奋斗的工业文化。没有这种工业文化，三线建设是无法推进的。在今天这个迥然不同的时代里，我们需要传承什么精神，又需要创造什么新的工业文化，同样是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一部分，亦是有待回答的问题。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四川考察时强调 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载《人民日报》2023年7月30日第1版。

[2]《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载《人民日报》2023年12月13日第4版。

[3]蒲清平、马睿：《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内涵特征、重大意义和推进策略》，《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

[4][5] 罗伯特·D.卡普兰：《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涵朴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页；第45页。

[6]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岳玉庆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41页。

[7]巴里·诺顿：《三线建设：中国内陆的国防工业》，徐有威等译，载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编：《冷战国际史研究》第1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版，第268~269页。

[8][10] [11] [14] [15] [16] [17] [18] 陈东林主编：《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43页；第86页；第99~101页；第169页；第311页；第50页；第120页；第165页。

[9]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99）》（上），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680~681页。

[12]陈航等：《中国交通地理》，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6~37页。

[13]周建明、王成至主编：《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解密文献选编（1945—1972）》第1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417页。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文化纵横，作者：严鹏（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编辑：RJ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