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人 ADHD 就如同加入了一场陌生的游戏，明明满心期待地参与其中，却仿佛与那游戏规则格格不入。就像在热闹的游戏世界里，自己像是个迷失的旅人，难以跟上节奏，无法迅速理解并适应那些既定的规则。看着其他玩家娴熟地游走在规则之间，游刃有余地获取胜利，而自己却在规则的边缘不断碰壁，焦虑与无奈渐渐涌上心头。每一次尝试都像是一次挣扎，试图去抓住那 elusive（难以捉摸的）的游戏感觉，但却总是差那么一点，仿佛永远无法真正融入这个本应充满乐趣的游戏世界，这种不适应感在成人 ADHD 的世界里时常上演。

手机屏幕显示司机距离到达上车点还有500米，而自己搭乘的那班轻轨在14分钟后就要出发了。

“我的轻轨要开走了。”土豆在跟朋友的聊天框里打下，“这次也改签了，又要多等一个钟。”

为了避免迟到改签的情况发生，她一般都是直接从广州学校打车回中山家里，少数几次乘坐公共交通的尝试大多像这次一样，以失败告终。

作为一名ADHD大学生，土豆在大学生活中深刻意识到拖延、分心、忘事等ADHD表现对自己造成了重大影响。

事实上，早已在小学时期，她就发现自己跟别人有些不一样。但土豆的升学生涯一路顺风顺水，这些表现显得毫不起眼，并没有引起她的关注。

直到进入大学，仿佛是旧电脑系统无法适配新游戏，土豆的“优等生人生”开始全线崩溃，抑郁症、挂科警告、延毕危机……

面对各种各样的学分完成要求，她无所适从，像在波涛汹涌的海浪上漂流，身下只有一叶孤舟。

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ADHD），这种以注意力持续困难为核心表现之一的神经发育障碍，正在大学校园里制造着隐秘的认知裂缝。

拖延、冲动、健忘、注意力难以集中，当这些标签被放在普通人身上时，外界会认为这是他们的性格特点或行为习惯，或好或坏。

但对于ADHD人士来说，这些标签是他们的脑部在发育过程中特征改变所带来的结果，他们只能被动接受，并无时无刻不受其困扰。

根据《中国成人注意缺陷多动障碍诊断和治疗专家共识（2023版）》，两项在中国大学生群体中开展的调查发现，大学生ADHD表现的检出率分别为7.2%和8.1%。同时，相对于儿童，成人ADHD人士共病更多，包括抑郁障碍、焦虑障碍、双相障碍和睡眠障碍等。

ADHD大学生尤为如此，因为考上了大学，他们的痛苦似乎就被漠视了。他们加入了绩效社会的游戏，却没被赋予关键的人物属性，而他们对此一无所知，只能归根于自己不如常人，适应不了游戏规则。

人生好像突然烂掉了

大学生，是成年人与未成年人的叠加态。

大部分人在经济上还依赖着父母，气质上仍未脱去高中的青涩；但他们又是独立的，进入大学，他们从家长老师的管教下跳出，没有家长群，没有早晚自习，也没有班主任和年级主任巡逻课堂。

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来形容，大学生就像被一脚踹出窝巢的幼鸟，但成年鸟并没有教会他们如何飞翔——学校和家长在大学时期前施以的长期监管，已经将他们打磨成了脱离拉力就不能前行的马车。

在儿童期，或者说在脱离高中这段以考试升学为目的的寄宿学习阶段前，ADHD人士的社会接触面一般都是狭窄的。

他们生活的环境无外乎家庭、课堂、宿舍，如果有走读生，也大多是两点一线的路程，而家长和老师会在有任务需要完成的地方对他们进行监督。

这种监督随着他们的长大慢慢变得宽松，ADHD人士却不能跟着养成高度自律的习惯。

小学四年级以前，土豆的爸爸在监督她完成课后补习和奥数作业的同时，还会指导她一些学习方法。四年级后，这种管教逐渐消失，她的作业就留到第二天返校后再补写了。

上大学后，失去了明显的外在控制与引导，ADHD表现开始瓦解土豆的生活。

土豆填写的《ADHD的哥特式恐怖》自我评价

每当土豆的朋友老何试图找她唠嗑，又或是有事要向她打听时，总是扑个空，明明是土豆的课间休息时段，却一直没收到她的消息。

老何将一堆信息断断续续发过去后，晚上九点多，终于迎来了土豆当天的第一句回复：“刚睡醒，我先看看吃什么。”

这种情况持续了半个多月，老何终于勾勒出土豆的生物钟，忍不住劝她：“再这样下去，你的人生要完蛋了。”

晚上睡醒起床，点外卖，吃完之后开始打游戏，饿了就找吃的，困了就睡觉……那段日子里，土豆的生活只剩下游戏、睡觉、吃饭。

她把任课老师布置的期中论文拖到期末，直到辅导员通过企业微信联系她，询问她情况；她也没有参加父母叮嘱她早该准备的教师资格证考试和研究生考试，直到考研前一天，她想起来问了下老何：“什么？明天就考试了？我现在才看准考证。”

土豆被学院催交作业的信息

后来，辅导员联系到了她的家长，土豆禁不住想：“不知道我妈会说什么。”

土豆的妈妈难以相信自己优秀的孩子会因为沉迷游戏而逃课、拖欠作业，也不承认土豆是成人ADHD人士。

在拿到确诊结果后，土豆的妈妈常常搜索各种相关资料发给女儿看，一方面是为了开解土豆，另一方面是想借此向她强调：“别想太多了，你没有ADHD。”

作为双教师家庭的女儿，土豆的升学路途可以说是一帆风顺。

在以重点高中升学率闻名的私立初中毕业后，她升上省内的重点高中，随后进入文科重点班，以广东省历史专业248名的高考名次被中山大学录取——这无疑不符合社会对ADHD群体抱有的“学习差”“记性差”“不自律”等印象。

初中时期，学校对学生的监督非常严格。每天早上七点开始晨读、固定的大课间锻炼、跑操结束后将近三小时的老师坐班晚自习、周日返校的小测……

对土豆来说，比起学校的规矩，更吓人的是她的语文老师兼年级主任：“初中毕业后，我梦见的老师基本都是她。”

除了紧紧盯着学生的成绩外，语文老师还会要求学生定期上交每日计划给她检查，以核查学生是否“有清晰的目标并为之努力”。

升入高中后，学校的时间安排逐渐变得宽松，老师更强调学生在课堂以外进行自学的重要性，因此土豆的朋友会常常带着她去空教室自习。上课、做作业、课外学习……每一步都有人带着她。

在朋友的影响下，加上土豆对学习内容有着较强的理解能力，她的成绩在年级中依旧名列前茅，拖延作业和丢三落四的行为则成了不被关注的边缘。

对土豆来说，在脱离父母管教的初高中阶段，能托着她前进的便是学校制度和老师、同学的引导。

但进入大学后环境骤变，不仅仅是生活和学习变得失序，连能够陪伴在自己身旁的朋友也对她产生了不理解。

土豆在大学里新交了一个朋友，能够进入中山大学的学生都是各个省份成绩名列前茅的优等生，在尖子生云集的环境下，这位朋友并不觉得跟自己同为985（指位列“985”工程建设高校名单的中山大学）学生的土豆会是成人ADHD人士。

“我朋友跟我妈很像，都不愿意相信这件事，但是我朋友多了个想法——她觉得我是故意这样说的，就像某些努力的人会说自己在偷懒一样。”

土豆的朋友对她抱有一种竞争心态，会看她上课在做什么笔记、关注她对保研的态度。看着朋友试探的神情，土豆觉得很疲惫，光是应付课程作业和老师突如其来的谈话就已经让她心力交瘁了。

土豆回答问题“哪项ADHD症状对你影响最大？”

“如果你能更自律，如果你能正常睡觉出门做运动，你就不会这样了。”

在包括老何的外人看来，土豆完全有能力改变现有的生活状态，只要她能提起精神，找到一点驱动力。

但对于处在近乎没有任何外界监管环境中的ADHD大学生来说，绩点、保研、工作像巨石一样压得他们直不起身子；启动困难、焦虑和拖延的拉扯、难以集中的注意力，让ADHD大学生们在追逐目标的道路上多了数不清的阻挠，而同侪压力更是让他们对自我价值产生了怀疑。

大学是学生进入社会前最后一个象牙塔，承担着帮助学生提前适应社会的责任，但ADHD大学生往往在这个流程中感到无所适从。

“这是我唯一的价值，这就是我能被家里人表扬的地方。连这个都做不到的话，我就很痛苦。”

由于性格内向，土豆认为自身唯一能让外界认可的能力就是好成绩，可她没有办法回到优等生的轨道。

对专业课缺乏兴趣，再加上ADHD表现和抑郁情绪的影响，她多次强制自己学习却学不进去，只能清醒地看着自己沉沦。

除了几乎跟朋友断联，土豆也不去上课，她每天“躺到烂都不想起床”。缺课和拖欠作业，已经让土豆多次面临延毕风险。她不知道未来该怎么办。

加入了游戏，但不适应游戏规则

焦虑仿佛是大部分ADHD大学生的共同状态，但是豆豉鲮鱼并没有像土豆一样虚无度日，她的焦虑情绪更多地在忙碌中蔓延。

作为广告系学生，豆豉鲮鱼参加过大广赛（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的简称），是小红书上的摄影博主，也售卖自己的手工饰品。

2025年3月，她还收到了香港理工大学设计学院的offer（指录取通知书）。在朋友圈内的人看来，豆豉鲮鱼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对自己的生活抱有目标，一步步前进。

但对豆豉鲮鱼来说，她与自己曾经的理想已经有了很大差距。

从镇区小学升入市重点初中时，她意识到了自己和同学的落差，更强化了想成为优等生的想法。家境差异带来的冲击和父亲对她长期的严格管教，让她成为了那架靠惯性还能再滑行一段时间的飞机，考入了深圳大学。

目前，医学界尚未明确ADHD的具体成因。

主流观点认为，遗传是与ADHD关联的主要因素，其次，胎儿成长的母体环境也会影响其发生概率。

作为脑部障碍，与普通人的脑部相比，ADHD人士脑部中的某些区域，如额前叶皮质和基底节区域可能存在大小、形状或活动水平的差异。

这些单纯的生理性差异延伸到社会功能角度，便导致了ADHD的核心表现——执行功能障碍的形成。

执行功能障碍指个体难以有效规划、启动并管理复杂任务，注意力不集中便是其中一个表现。

除此之外，它还存在着优先级混乱、时间感知扭曲、情绪调节失效、行动控制困难等多个表现。

托马斯·布朗在书籍《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与阿斯伯格综合征》中提到：“当一个人被诊断有ADHD时，这意味着这个孩子、青少年或者成年人尚未发展出足够的自我管理能力来完成日常生活中的任务，而这通常是他们这个年龄段的大多数人应该要达到的。”

ADHD的执行功能障碍归类图（来源：《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与阿斯伯格综合征》）

脑部管理系统的失灵，使得ADHD人士像一台打开了所有程序却无人操控的电脑，看似忙碌却无法完成核心任务，就好似豆豉鲮鱼抱着积极的心态和旺盛的精力，却仍在混乱中度过了自己的大一生活。

进入大学后，新生们拥有了更多可自主支配的时间。豆豉鲮鱼尝试在平衡学业和工作的过程中发展其他兴趣，她努力自学AI、PS、PR，产出自己喜欢的东西，在专业需求外将摄影爱好发展为职业技能。

但是她也控制不住地逃课，有时候只是因为路程太远，有时候是因为情绪问题。可能在一般人看来，只是不想去上课而已，开一张请假条就能糊弄过去的事情。但是过多的信息渠道反而把豆豉鲮鱼堵得死死的。

面对学院、班级和课程群如雪花般繁杂的信息，她感到无力。

“我觉得自己快要溺毙了，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些事情，我甚至不知道有代课这个产业。其实很多时候是有补救办法的，但是当时的我连怎么开假条都不知道。我感觉自己每天都在忙，但是得到了这样的下场。”

想起自己那只有六十多分的《中国近代史纲要》考试成绩和等级为C的《形势与政策》期末分数时，豆豉鲮鱼无奈地笑了一下。

她几乎每天都处在焦虑和难受的状态中：“只要在有课的那天，我的步数就会超过一万。但是我直到大三才知道绩点是怎么计算的。”

“情绪一下子上来了”，普通人会用这句话来形容偶尔的情绪失控。但对于ADHD人士来说，他们几乎每次出现情绪都是“一下子上来了”的状态。

情绪会一下子占满他们的整个脑部，使他们无法正常理智地思考，过度易怒、过度担忧、过度渴望、过度焦虑……他们的情绪调节往往很艰难。

跟大一届的同学组队参与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时，她还跟小组成员闹过矛盾。“他们嫌我进度慢，但实际上是因为我不知道我该做什么，我启动不了。没有人随时催我，也没有人给我一些正反馈，就放任我一个人自己做。所以我很难受，就开始拖延。”

豆豉鲮鱼必须要有人告诉她该做什么，比如该画H5的哪个部分、哪个图层或者哪个图层的什么组件等诸如此类明确的任务，她才能启动。

而在大学生中，这样的同学在完成小组作业时并不受欢迎，不熟悉的人们之间往往不会详细地分配任务，因为会有“push（在社交媒体上常被用来形容一个人喜欢催促、监督）”的嫌疑，大家通常不会互相干涉，只有进度不正常时才会进行询问。

大学生活像是自由度超高的养成系游戏，人物接收到的不是杀死BOSS这类明确简单的任务要求，而是一个时间线漫长、有着众多剧情触发点的大地图，必须兢兢业业地积累属性数值、按照攻略一个一个触发剧情、再三选择想走的支线。

ADHD大学生处于一个矛盾点——既是一只脚踏入社会的成年人，又是被困在学业压力中的未成年人。他们独自面临着未来道路的选择，同时又失去了曾经拥有的强大监管。

上课听不进老师讲的内容、在床上挣扎到底要不要去上课、焦虑该如何跟朋友交往，或是发展更深层的关系，几乎所有的大学生都经历过这些事情。

人生变得更加复杂，不能只专注于考试成绩，这是脱离高中后大部分人所感受到的。

保研、留学、拿offer，除了拼谁上课更认真、作业完成得更好、考试分数更高，还需要去探索各种明面暗面里的规则。

而对ADHD大学生来说，其他人面临的压力，放在他们身上，就可能扩大数十倍。

当面对学业任务时，神经发育障碍所带来的自我调控能力问题和负面情绪互相影响，让ADHD大学生所体验的感受远比他们展示出来的深刻，被外界感知到的混乱、自我怀疑，只是浮现在海面上的冰山一角。

土豆的心理评估报告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土豆抱着这种想法，开始尝试自救。

她上网查找就诊流程和能够诊断的医院。在挂号后，她从宿舍床上爬了起来，前往广州惠爱医院进行测量，最终拿到了ADHD和抑郁症的确诊结果。

确诊后，她尝试梳理自己过去的情绪触发机制，认为ADHD表现便是导致她共现抑郁症的根源。

当下，ADHD的表现与绩效社会对人们的要求背道而驰。

在没有确诊前，每每在期待与行为的落差下，他们总会责备自己：明明脑袋都知道要怎么做、明明知道怎么做才最高效，但就是做不到。好像无论自己如何努力，也永远成为不了其他人眼中的好孩子。

在无助的环境下频繁受挫，问题根源又无处可寻，ADHD大学生只能向内自省，短暂的负面情绪便会演变成长久的自我苛责，甚至出现心理障碍。

虽然内陆高校普遍设置了针对在校学生的心理咨询室，但对ADHD大学生来说，谈话让她们释放的压力和ADHD的表现困扰比起来简直是杯水车薪，更不用提学校有时候提出的“一刀切”意见。

土豆曾经被学院约谈过，针对土豆在ADHD和抑郁症双重影响下的学习状态，辅导员建议她休学。

土豆跟朋友吐槽：“我的诉求是在不让家里人知道的情况下改善我的学习状态，但是她直接让我休学，这有什么用？”

除了缺乏对学生需求的细致考虑，课业对学生施加的压力和ADHD表现缠绕在一起，成为了束缚住拉奥孔的蟒蛇，让ADHD大学生们只能无奈地独自挣扎。

作为大学阶段的最后一个考核，深圳大学传播学院的学生需要在毕业前完成一项毕业设计，并通过学院导师及业界人员的评审。

若想要处理好不定时的小组会议、学院突然下发的通知、多次修改的项目文本和繁杂的提交资料，需要强大的时间管理能力和稳定的情绪，但这恰恰是ADHD大学生们所缺乏的。

提到近期极其忙碌的毕设工作，豆豉鲮鱼摸了一下自己的大拇指，上面有着还未愈合的伤口。当她焦虑却又拖延时，庞大到能挤满内心的不安会让她忍不住地抠手，直到流血。

以爱为名的控制与误解

小天就读于深圳大学哲学系，大二升大三的暑假某一天，她偶然在豆瓣上刷到一篇有关ADHD表现的帖子。

她发现启动困难、注意力分散、做事拖延到最后一刻等平时困扰着自己的问题，都能跟贴子里的内容一一对应。

哲学专业有许多以论文为形式布置的作业，大部分同学都能够提前写完提交，但她总要卡在最后一小时才能交上去。

哪怕已经在前期准备工作上浪费了大量时间，她仍难以进入状态。每次需要完成一门课的作业时，她都会在凌晨四五点起床，写两小时睡半小时，不断重复。

即便多次陷入身体难受与情绪自责，她还是控制不住地拖延，就像一直在打火、但是永远都不能前进的车子。

对于这个结果，小天的朋友小隆并不完全认可。

即使在这之前就了解过ADHD，但当被问到对朋友的看法时，小隆仍然抱着否认的态度，她笑起来，显得有些不在乎：“就算我知道了她是成人ADHD人士这回事，也是会觉得这是她拖延作业的借口，就不是很相信吧。”

成人ADHD人士的表现和行为会随着成长和生活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在整个过程中，父母的观察和态度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对小天来说，父母在自己的童年中是割裂的。

小天8岁时父母离异，她从贵州来到深圳，和父亲住在一起。硕士毕业的父亲对小天的学习要求很高，她比同龄人早一年上学，学习中经常遇到无法理解的知识点，这时父亲便会给她讲解。但要是父亲讲了很多次她还不会，小天就会迎来一顿打骂。

父亲还在客厅装了监控，方便自己不在家的时候检查女儿的学习状态。

过了几年，父亲再婚，和后妈又生了一个弟弟。后妈并没有虐待小天，但也没有表现出关心。这几年，她已经不怎么回家了，弟弟的到来让后妈对家里的房间分配有了新想法。

即使宿舍只有几平米空间属于自己，小天仍然感觉比在家里更有主体性。

小天不知道自己算母亲带大的还是父亲带大的。她回想了一下，8岁之前主要是母亲在照顾自己，但记忆不是很清晰了。

8岁之后受父亲的影响，小天看起来像男生一样大大咧咧，但内心却十分敏感。她经常观察别人的细微反应，“我在想对方是不是喜欢我，是不是有点讨厌我”。

大学以前，父亲对电子产品使用时间的严格管控，让小天非常珍惜玩手机的时间。她会一直玩，直到家长回来后才去洗澡。在开始减弱外界监督、更加强调自控的大学生活中，小天拖延表现的影响变得明显起来。

大三下学期，由于拖延，小天一直没有开始准备大学英语六级考试，也意料之中地挂科了。但在父亲询问成绩时，她却不想坦白，找了一张别人通过考试的成绩单发给了父亲。

一直以来，小天的父亲希望女儿成为优等生，并提出各种要求与期待。而当女儿呈上成人ADHD确诊单时，父亲却又好像看不出来这其中的关联。

小天是独自去医院检查的，直到发现医保账户被扣了一笔数额较大的金钱，父亲才问起来是怎么回事。她和父母都说明了情况，父亲跟女儿确认了这是一个“不要紧的病”之后便没有投注更多的关心。

小天的母亲则表现出非常明显的不接受，她跟女儿说：“不要总是觉得自己有神经病，不要拖延，去做就行了。”

备考期间，小天变得更加烦躁和焦虑，有的时候明明知道自己该学习，但就是学不进去。

她向母亲抒发痛苦，却发现母亲对谈论这些内容表现得十分抗拒，也就不再跟她说了：“因为这种东西跟中年人确实沟通不到一起去。”

2022年已于深圳大学毕业的小D在2024年6月确诊了成人ADHD，跟小天不同的是：她并没有告诉家人自己有ADHD。

小D是江西人，毕业后一直留在深圳工作。小D成长的环境既不是乡村，也不是城市，而是矿山。矿山附近的生活设施基本齐全，还配备了学校和医院；好几辈人都长居于此，思想保守。

在她看来，父母只是到了年纪找个人搭伙过日子，结婚对他们来说，并非恩爱温馨的代名词，吵架反而成为了日常。养孩子似乎也只是花钱又麻烦的一个任务，能不管就不管，加上两人对学习并不了解，因此他们对女儿的成绩也没什么期望。

小D的父母经常控制不住情绪，发泄到女儿身上。这促使她从小就立志要好好赚钱，逃离原生家庭。

回想起幼儿园时父亲教自己画简笔画，两人为小鸡有没有脖子的问题争论，结果没吵两句，父亲就打了她，小D不理解为什么突然动手，父亲却说：“看你不爽就打你怎么了？”

小学时，小D经常主动和男生打架，她会下意识地觉得，不欺负他们，他们就会来欺负自己。“可能跟我爸有点像，我感觉他们惹我了，我就会打他们。不过当时在周围人的眼中，他们觉得只要成绩好，做什么都是可以的。”

在小D看来，这可能也是她的ADHD没有被发现的原因——大家只关注她的好成绩，忽视了其他部分：不交作业、不去上课外班、边看电视边写作业……而这也让小D开始喜欢上学习，学习让她有满满的成就感。在家乡那个小地方，学习成绩好就是王道。

小D的父母完全没有预料到女儿的学习成绩会这么优异，小D解释：“因为他们都是读不来书的，开始还会有一些管孩子的惯性，后来发现我自己做的决定更正确，就变得不敢干涉我，甚至有点怕我。”

但即便在长大过程中逐渐拿到了家庭的主导权，童年时期受到的伤害对小D来说，已经深刻到足够她决定与父母老死不相往来。

高考完，小D已经为自己的未来做好了规划，她打算大学毕业后直接去工作，什么专业能赚更多钱就报什么专业，她想尽快独立，不再受父母干扰。

当时计算机专业正热门，小D评估过后认为，学习计算机更有助于未来找工作，因而选择从新闻传播学专业转到计算机专业。

没想到的是，计算机专业的课程对她来说比较吃力，她很难集中注意力和控制情绪，只能尽力憋着一口气学，但最终让她崩溃的是，“有一节课我学得非常认真，老师最后只给我C+，后来我就追求能过就行”。

小D在深圳市康宁医院就诊后拿药回家

小D前去深圳市康宁医院复诊

小D在深圳市康宁医院就诊

她逐渐发觉自己的状态不太对劲，在接触到ADHD的概念后，主动查阅了相关文献深入了解，同时开始在校内寻求心理咨询的帮助。

“其实我当时有很多问题，但是跟ADHD相关的更严重，与父母紧张的关系和自己不自信的性格又加重了表现。”

远离家乡来到深圳上大学，小D什么都不跟父母说，微信朋友圈也不对他们开放，小D的父母只能从其他人的说法中得知女儿的近况。

接受了一段时间的心理咨询后，小D的心里发生了一些转变，开始尝试着按照咨询师的建议，跟父母进行沟通。

她慢慢地迈出第一步：“我之前一直把他们拉黑，去年不知道出于什么想法突然把他们放了出来。我还建了一个家庭群。这对我们家来说真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她一直以来的强硬态度也许也让父母有了一些反省，解除拉黑之后，父母也变得温和，不再像年轻时那么暴躁。小D要求父亲为小时候伤害自己的事道歉，写一封悔过书。父亲虽然有些不好意思，但也同意了。

但与原生家庭和解就像理顺缠绕在一起的耳机线，解开了一个结的同时，另一个结又缠上了。

关系进一步缓和后，父母提出来深圳和她一起吃饭。原以为只是家庭聚餐，父母却在没有提前告知的情况下向小D介绍了一个老乡男人。

她感到很生气，在吃饭途中就找了借口离开。后面小D写了长长一段话发给父母，觉得自己在这个家庭中从来都没有得到过尊重。

这件事后，她再没有进行过任何与父母破冰的尝试。但在爱自己这件事上，她真正实现了破冰。

小D在旅游中拍摄的照片

从前的小D有着很严重的分离焦虑，害怕被迫一个人呆着。跟朋友进行了几次深度讨论之后，她开始想办法探索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

尝试了旅游和运动后，她发现其实自己很享受个人独处的时间。量变引起质变，2023年学习如何爱自己，2024年完全地爱自己——小D认为她现在到了一个真正爱自己的阶段。

刚确诊成人ADHD的时候，小D不禁想：“我们是怎么活到今天的呢？”

她看似一路顺风顺水：小学、中学时期成绩稳居年级前列，顺利考入一本大学，成功转入想去的计算机与软件学院，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背后却是千言万语说不尽的沉痛成长：童年时期父母非打即骂，少年时期在ADHD表现影响下努力保持着学习成绩，青年时期长期存在躁狂、分离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连续做了四五年的心理咨询。

直到去年确诊成人ADHD，这些年的不容易好像才随着结束，一切开始好转。

家庭支持系统对ADHD人士的成长发育起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看起来是所谓的问题孩子，其实不是这么简单。他们本身有自己成长发育的问题，同时也面临着家庭生态不良的问题。”国家“十三五”特殊教育科研课题研究员杜蔚总结。

如果一个ADHD人士从小处在较为正向宽容的环境中，表现外显不会对他们造成太大的影响，甚至他们不会意识到自己的表现是“问题”。

反之，如果本人在过往经历中形成自卑又易苛责自己的心理，ADHD表现则会加重已有的不良心态，甚至引起其他心理障碍。

内外交困的和解之路

在社交媒体上，豆豉鲮鱼看到了ADHD的概念，被告知了人生的另一种可能性。确诊后，她更多出了一种群体归属感。

“我生活了21年，在地球上做了一些很古灵精怪的事情，突然我就找到这样做的原因了。”对他们来说，拿到确诊结果，并不会让自己的生活发生多少改变，出门时该赶不上巴士，还是赶不上；该拖着不做作业，还是会拖到DDL的前一刻。

但ADHD大学生们变得轻松了一点。“我接受了自己是一个平凡人的事实，只要我能养活自己和自己的爱好，就已经很厉害了。”

豆豉鲮鱼的确诊单

在很多人看来，心理障碍无论是否治愈，人都能够活下去，更不用提在充满压力和竞争的现代社会下显得轻飘飘的ADHD表现了。

但对于成人ADHD人士来说，社会的误解，是比起表现更让他们感到痛苦的事情。ADHD大学生作为成人ADHD群体的一份子，也难以摆脱这些认识偏差带来的干扰。

小红书、微博上的“ADHD”相关话题

“你知道吗？我有成人ADHD。”

如果这句话出现在社交平台上，它会被贴上“立多动症人设”“天才病”的标签，也可能会遭到质疑：“你有ADHD，那你怎么考上大学的”或是“你都考上大学了怎么可能多动”，甚至有人认为“哪有什么多动，不过是懒惰或意志力不足”。

如果在工作场合说出这句话，或许成人ADHD人士会收到一份婉拒的邮件或是大家有意的特殊对待。

种种考虑下，许多成人ADHD人士并不愿意在现实中主动展露自己的情况。

“知道的人会怀疑你的工作能力，尽管你跟他们说，我吃了药之后状态很好，对方还是会认为你不能胜任工作。”出于这样的顾虑，小D从不在公开场合提及自己有成人ADHD的事情。

Soso则不避讳在陌生环境中坦白自己的状况，但有时，一些人的看法会让她分外不解。一次大学社团组织玩桌游时，Soso向大家说明自己的情况，有人调侃她又给自己贴标签，有人疑惑她是怎么考上大学的。

“我很奇怪，这是癌症吗？很多人会认为ADHD是智障，完全做不了任何事情。”Soso想不通，为什么ADHD会跟“考不上大学”联系起来。

除了要面对陌生人投来的异样目光，很多成人ADHD人士在家庭内部还不得不承受起更复杂的压力——至亲饱含着爱的不认可。

Cherry的父母对女儿是成人ADHD人士这一事实一直抱有抗拒态度，并严格向周围人保密。

她在江西省的一个四线城市长大，父母虽然是体制内的文化人，但他们的文化大多表现在愿意花大钱培养女儿读书上。

“他们觉得女儿有这个是很丢人的一件事情，好像精神疾病一样。小时候就是通过打去矫正我的表现。”Cherry一旦提起ADHD，父母就会反驳说她想太多，医生是乱说的，甚至会阻挠她去医院。

但对Cherry来说，确诊成人ADHD是好事，她变得更加关注自己，不再像之前一样习惯讨好别人，也因此不再因为自己的ADHD不被父母接受而难过。

“我以前一直在努力达到父母的期望，现在我可能会反向PUA，我说这个东西是遗传的，我有说明你有。”

不被认可的同时，ADHD的表现又让大家看到另一面——在许多媒体的宣传下，成人ADHD人士天马行空的创造力和多线程工作的能力产生了名人光芒下群众对天才的偏见。

在不少人看来，ADHD是一种“天才病”，ADHD特征是“很不错的能力”。

“很多人的生活是痛苦的，就大部分我认识的患者来说，哪怕他们是高学历的、很好的学校的学生，他们也是很痛苦的。但是你非得说他们是天才。”即便获得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豆豉鲮鱼也无法脱离ADHD表现的影响。

小D认为，如果按自己的个例，她觉得自己算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但无法肯定这是ADHD导致的，她看到网上也有很多连正常学习都没有办法完成的人。

一些成人ADHD人士在中学时期便展现出较好的学习能力，而后又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做出不错的成绩，这让他们能够以精英的姿态走上社会舞台；与此同时，表现平凡，甚至连作业都无法正常完成的成人ADHD人士则不被舞台灯光关注。

不是天才的大多数好像就这样在人群中消失了。事实是，“你只看到了突出的人，但那是因为他们自己突出，不是因为ADHD让他们突出”。

在小D看来，普通人不专业地罗列表现、突发奇想地对号入座，反而是一种幸福。

提到娱乐化，成人ADHD人士常常认为，只凭表面的、近期的状态来自我确诊，证明这个人也许还算是轻松的。

因为这些表现或许无足轻重，并没有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痛苦的长期影响，所以才能不寻求医疗帮助，只是简单地进行自我确诊，为自己增加一件“时尚单品”。

“韦师生活妙招”公众号正以对抗的态度对待“天才病”式的偏见。

创作者韦师印象最深的是一篇标题为《我也ADHD/谱系啊，我985和藤校offer呢？》的文章。

在做这个选题的时候，韦师关注到小红书上有很多ADHD人士分享考上好大学的经历，而他们大多是有资源支撑的，这让其他没有同样资源的ADHD人士感到沮丧。

“我觉得有责任讲清楚这个事情，我的观点比较直白激进，但这篇文章发出后大家对我很友善，我第一次感受到被这个群体接纳。”

在文章中她联系自己的经历提到：“支持我的，是这一种敏感的意识，和对差异的尊重。”

韦师自己也是ADHD人士，被大学教授发现可能存在ADHD倾向，在大一的下学期确诊。作为心理学学生，她当时非常意外，有一种突然醒悟的感觉。之后十年中，她一直在关注ADHD方面的信息。

面对“天才病”的标签，她认为正确的看法应该是：“当植物在适合的环境里时，这些（细心养护的）努力才能最大程度获得应有的回报”，人能够在适合的领域前行，同时也应该被允许在不擅长的领域短暂歇息。

自媒体博主4566于2024年12月初确诊成人ADHD，确诊后，她以自己的真实经历为例，用幽默的叙述方式，在互联网上分享成人ADHD人士的生活。

从自我怀疑，到进行量表测试和医院诊断，更多人通过她了解到ADHD。

有同为成人ADHD人士的粉丝产生共鸣，有路人置身事外地认为ADHD的表现无需控制，也有过激评论认为这是自媒体博主的流量密码。

“我朋友也说，分享这些视频可能会让人觉得你是神经病，那大家都觉得这是神经病，我就不说了吗，那其他也有ADHD的人（该怎么办）呢？”

4566觉得有平台可以分享是很幸运的事，这些评论不会影响她的决定，因为她在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

不止是ADHD，任何神经多样性障碍都值得被关注。在她看来，产生偏见就证明被看到了，被看到就是好事。世界很大，很多东西不是非黑即白的。

“你不可能要求这些内容对所有人的影响都是一样的，但能让更多人知道就是好事。”

4566认为，大众能够通过科普更了解ADHD，同时不对成人ADHD人士带有异样的眼光。对于成人ADHD人士而言，社会的娱乐化与正确的自我认知是两回事，别人的观点终究只是网络上的文字，并不会变成事实，也不会上升成伤害自己的拳头。

成人ADHD人士与ADHD表现从对抗到和解的过程中，每一步都走得不容易。

即使正常就医，就现在的医学水平而言，ADHD仍是无法被彻底解决的障碍，它的表现将长期伴随成人ADHD人士。

无法控制自己的思绪跳跃和注意力难以集中，让他们感觉自己的脑袋像是一座活火山，岩浆不定时喷涌而出。

确诊的瞬间或许能为他们带来片刻喘息，但紧随其后的却是漫长的跋涉——他们需要重新校准自己与家庭的关系，在职场与学业中反复自证能力，甚至要对抗整个社会对“正常”的狭隘定义。

成人ADHD群体面临的困境本质上是“系统性障碍”。

当个体、家庭、社会环环相扣的齿轮都缺乏适配神经多样性人士生活的凹槽，个体的挣扎就注定伴随着摩擦与阵痛。

但越来越多的成人ADHD人士逐渐领悟，适应不是妥协，而是找到属于自己的呼吸节奏。

“我觉得ADHD人不要去规训自己，如果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领域，那就是最好的。”就读于广州美术学院的研三学生none是又一个打破“ADHD考不上大学”刻板印象的女生。

读到研究生，是一件需要花费大量精力的事情。作为成人ADHD人士，none为了完成自己曾经的梦想，硬撑着“每天多多少少学两个小时”，最终从某所民办二本跨专业考上了广州美术学院的风景园林专业。

“灵感”是她对成人ADHD群体的评价。跳出框架之后，成人ADHD人士能够在思维跳跃间发掘丰富的题材，这也是为什么成人ADHD人士更适合自主创作空间大、尤其是艺术类创作的工作。

当被问到有没有从ADHD表现中得益时，none想了想：“工作方面没有，因为我做的不是自己喜欢的事情。但是在兴趣爱好方面，我很喜欢画画，甚至可以说在画画和创造中才能让我找到自己。”

豆豉鲮鱼在制作手工粘土作品的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的专注能力，小D在不断变更的旅游目的地中真正地爱上自己，none在追寻梦想的过程中探索出了适合自己的道路。

活火山不会沉默，正如成人ADHD人士的思绪总是不知疲倦地跳跃。喷涌的岩浆曾被视为灾难，但其上也正悄然滋养出新的土壤——那些天马行空的灵感、打破常规的创造力，正从灼热的裂隙中破土而生。

让火山停止喷发是徒劳的，但我们永远可以学习如何与火山共存。

（应部分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使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