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季，本应是充满喜悦与期待的时刻，然而却常常被独立焦虑所笼罩。曾经在校园的庇护下，生活简单而纯粹。可如今，要独自面对社会的种种挑战，那种不安与迷茫如影随形。成为一个成熟大人，意味着要扛起生活的重担，做出无数艰难的抉择。从经济独立到情感处理，每一步都仿佛在跨越未知的沟壑。我们疑惑，为何成长的道路如此艰难，为何那些曾经看似简单的事情，如今却变得如此棘手。但正是这种焦虑，推动着我们不断前行，去探索成熟的真谛，去迎接未来的种种可能。

每年夏天，都有一批毕业生踏出校门。他们第一次把人生的主权攥在自己手里，焦虑又茫然。

有人说：“毕业后，我不太适应没有主线任务的感觉，心里空落落的。”

处在这个阶段的年轻人，都有一个共通的心理现实——在独立与依赖之间徘徊，在渴望自我实现的同时，又对失去庇护感到不安。

心理学家将 18 ～ 29 岁称为“成年初显期”，这是人生中一次重要的心理“断乳”期——需要从依赖家庭和学校，逐渐转向独立的自我和社会身份。

今天推荐一篇心理咨询师邱敏老师的文章，他和我们聊了聊：在离开熟悉的支持系统之后，我们该如何重新定位自我，与世界建立新的连接。

大学生的独立焦虑

大学环境在精神结构上常被视为一种“抱持环境”，类似一个“足够好的母亲”，提供结构、支持和反馈。当这一环境突然消失，个体的内在支持系统尚未完全建立时，便容易触发情绪不稳、焦虑和自我功能的波动。

因此，刚毕业的大学生常出现“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之间的冲突：一方面期望自己尽快成长、成熟、独立；另一方面却也感受到强烈的无力感、孤独感与退缩冲动。

在此阶段，我们经常在“独立”与“依赖”之间摇摆，找不到两者之间的平衡。

从精神分析角度来看，“独立”与“依赖”是一对持续互动的心理动力，是每个个体自我建构过程中的必要张力。

马勒指出，若“早期分离-个体化过程”在婴幼儿期遭遇挫折，那么个体在青年期将更容易陷入对独立的恐惧或对依赖的固着。

我们小时候与照顾者（通常是父母）之间建立起的依恋关系，会深深影响我们成年后处理亲密关系和面对分别的方式。

简单来说，一个人在婴儿时期如果经常感受到父母稳定的爱与回应，他长大后更有可能成为一个“安全型依恋者”——这样的人在面对独立时不会过度焦虑，也能在需要时自然地寻求帮助。

但如果早期照顾关系存在忽视、反复无常或过度依赖的情况，那么这个人可能形成“焦虑型”或“回避型”的依恋模式。

焦虑型的人往往担心被忽视、被抛弃，因此在面对毕业后的不确定时，容易变得特别依赖他人，希望获得更多安慰与确认。

回避型的人则倾向于不表达需要，甚至刻意表现出“我谁都不需要”，因为他们可能曾经习得依赖是危险的，依赖会带来失望。

离开校园、搬离宿舍、寻找工作或重新安排生活方式，这些剧烈的变化，很容易唤起我们早年与依恋有关的心理“脚本”。

虽然这些反应是无意识的，但却真实地影响了我们如何做选择、如何处理焦虑，甚至影响我们对未来的看法与信心。

毕业后的三种不同选择

1. “继续备考”

选择继续深造，对于部分毕业生而言，可能包含着更隐秘、情感性的心理动因。

他们可能还未准备好迎接快速的社会节奏，因此选择通过“考研”“考公”“考证”的方式，继续留在熟悉的学校系统或学习轨道上。

表面上这是前进，实则也可能是一种“延迟分离”。

在精神分析中，这种现象可视为升华式的防御机制：个体将对依赖、庇护和安全感的渴望，转化为追求知识、成就与努力目标。

这种转化并非负面，它往往是心理自我保护的一种成熟形式。

一个对未来职场生活充满不安的学生，可能并未明确意识到自己的焦虑，但通过设定“再考三年”的路径，ta 便获得了一个可以暂缓决定、保持希望的空间。

“继续学习”不仅是为了获得更高的学历或更强的竞争力，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心理过渡行为，是让自己有机会在不被社会“直接考核”的状态下，慢慢积蓄面对世界的能量。

2. “开始求职”

“求职族”主动投递简历、准备面试、拓展人脉，看上去是最独立、现实、积极的一群人。但在精神层面，他们的内心往往也承受着极大的张力，既来自社会的现实考验，也来自内在的理想标准。

很多人从小就内化了“要出人头地”“毕业就该经济独立”的信念，当这些看似合理的社会期待被过度认同时，便可能转化为强迫性的超我要求。

这类毕业生可能在还未建立起稳定的内在自我支撑结构时，就被迫进入了“社会战场”。

一旦现实遭遇挫折，如失业、薪资不符、职业方向模糊等，他们的内心就容易陷入自责、自我否定，甚至出现“我是不是不够好”的深层质疑。

在这些努力和焦虑的背后，不仅仅是追求职位和收入，更有一份深深的对“被看见”和“被接纳”的渴望。

他们努力向社会证明自己的同时，也在试图确认一个问题：我，是否值得被需要？

3. “在家躺平”

近年来，“躺平”逐渐成为部分毕业生的选择，他们选择在家中或私人空间中维持低速的生活状态。这种选择常被误解为“懒惰”或“逃避”。

克莱因的客体关系理论中提到，当个体面临过度的现实压力时，可能会退回到更早期的“分裂性认知位置”。

比如，把社会视为一个只会压迫与剥削的“坏客体”，而把自己的躺平选择理想化为“自我保护”或“忠于真实”。

这种认知方式虽然有片面性，但在高度焦虑或创伤体验面前，它为个体提供了一种暂时的心理安全区。

更进一步地说，许多选择躺平的年轻人并非没有理想，而是在现实过于艰难时选择储存精力，等待一个更可控的时机。

他们可能仍在自我对话中挣扎，也在通过休整、陪伴、创作或内省来维系内在稳定。

从精神分析视角看，这是一种退行性的防御机制，但有时也是重建内在结构、修复受创自体的一种必经之路。

对这类人群而言，理解和支持，往往比敦促更能唤醒他们重新出发的力量。

告别理想自我，是心理成熟的第一步

精神分析自体心理学指出，在人生的某些阶段，我们可能会经历一种深刻却常被忽视的情绪过程：当现实情况与我们心中那个理想化的“我”出现冲突时，我们会感到强烈的失落。

这种失落不仅仅是对外在目标的遗憾，更是一种对理想自我的哀悼。

比如，一个人曾相信自己毕业后能迅速找到理想工作，实现经济独立，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但现实可能是投了无数简历，却迟迟没有回音，房租压力骤增，人际互动变得困难。

这时，那个“光鲜、有掌控力、被他人认可”的理想形象开始崩塌，人会不自觉地陷入焦虑、沮丧、怀疑自己，甚至对未来失去信心。

自体心理学家科胡特称这一过程为“自恋性哀悼”。

就像失去某个重要关系后需要哀悼一样，失去那个“曾经相信一定能做到”的自我，也需要被认真感受与缅怀。

哀悼过后，我们才可能真正接触到那个更加真实、有局限、但也更有弹性和适应力的自己。这个“现实中的我”虽然不完美，但更能稳稳地站在现实之中，逐渐建立起脚踏实地的价值感。

因此，这种“自恋性哀悼”不是软弱的表现，而是一个人从幻想中脱身，走向更稳定自体结构的重要一步。

只有允许自己为“那个曾经以为一定会成为的人”感到悲伤，个体才能腾出空间去建构新的自我认同，并与现实建立起更成熟的关系。

在这个过程中，毕业生可以思考：

• 我对“成功”或“成熟”的想象从何而来？是否过于理想化？

• 我是否允许自己慢慢适应，而不是立刻就“独当一面”？

• 我的不安是否隐藏着我对某种关系、支持或归属的渴望？

• 我是否可以承认自己也需要帮助，而不因此感到羞耻？

这些问题不必立刻找到答案，但它们可以作为与自己建立新关系的起点。

真正的独立是让依赖更健康地存在

发展心理学家埃里克森指出，青年期的核心任务之一，是发展出“亲密而不失自我”的能力。这句话的意思是，个体要学会如何在亲密关系中，保留自己独立的思想与情感。

这种独立不是孤立无援的自我封闭，而是一种可以在关系中自由出入的心理能力。

但对于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这样的能力面临着双重挑战。

一方面，他们需要慢慢从原有的依赖系统中“抽身”出来。

比如重新审视自己与父母的关系，学习用更平等、更有边界感的方式与家人相处，不再完全依赖、也不过度对抗。他们也需要逐步学会对自己的情绪、生活方式和选择负起责任。

另一方面，他们也正进入一种新的“他者空间”——工作团队、社会人际网络、甚至亲密伴侣关系。

在这些新的关系中，他们需要发展出可以互相支持、又不失自我的互动模式。这种关系不是再版的“家长—子女”式互动，而是带有成人自觉的相互依赖：我可以依靠你，但我依旧是我；你可以信任我，但你也不必被我吞没。

精神分析家温尼科特提出了“抱持环境”的概念，在成长过程中，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个“既提供安全又不过度干预”的环境，就像一个温柔但不限制行动的臂弯，既能承托你，也能慢慢放手。

对毕业生而言，理想的社会支持正是如此：它不是将年轻人“推上独立的战场”，而是为他们创造一个允许失败、允许尝试、允许迷茫的过渡空间。

真正的心理成熟，不在于与过去彻底断裂，而在于能否重新组织这些关系，使它们变得更符合当前的身份与发展阶段。

独立不是终结依赖，而是让依赖以更自由、健康的方式继续存在。

写在最后

走出象牙塔，是一场看不见的心理重建之旅。

我们需要在外部世界中寻找自己的位置，比如找一份工作、租一个房子、建立新的关系。但与此同时，更重要、更隐秘的工程其实发生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一边感到迷茫、孤独、挣扎，一边又在逐步学习如何成为自己人生的“主角”。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慢慢学会接受自己的不确定、不完美，学会从不同的关系中汲取新的支持，以及在失落中发现自己的坚韧。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每一步的停顿、反复、迟疑，都是成长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能做的，就是用耐心与理解，陪伴那个正在成为大人的自己。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简单心理，作者：邱敏，编辑：崇衫，责编：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