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的舞台上，极端“无讼”观与极端“好讼”者的相遇，仿佛一场激烈的思想碰撞。极端“无讼”者秉持着息事宁人的理念，将诉讼视为破坏和谐的行为，极力避免卷入纷争。然而，极端“好讼”者却对诉讼充满热情，将其视为维护自身权益的重要手段，哪怕是细微的利益纠纷也不放过。当这两种极端观念相遇时，一方试图平息争端，另一方却执意要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矛盾由此产生。这种冲突不仅反映了不同的价值取向，也考验着社会的法治观念和调解机制，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成为社会治理中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Dr昕理学，作者：白鹿 张昕，题图来自：AI生成

鹿老师前几日对我聊了自己身上发生过的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她初中的时候，班主任诬陷她偷班费，并且打电话告诉她妈妈：“这个损失将由班主任、班长、生活委员和小鹿四个人分担。”妈妈劝说小鹿：“摊到每个人头上其实没有多少钱，这件事就这样算了，别和老师犟。”不过当时的小鹿坚持“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最终揪出了真正的小偷。

第二件事是几年前，我们带着当时七岁的孩子游览某名胜古迹。人群排着长队，突然前面一个女孩转头对我的孩子大骂：“臭流氓！”孩子当场吓哭，人群议论纷纷“现在的小孩什么都懂”。结局我报警，是别人的伞柄碰到了那个女孩。岳母批评了孩子：“这种事没有必要报警，说声对不起就行了。你马上是个大小伙子了，这种事情自己注意避嫌。”

第三件事是最近，我自己遭遇了猥亵。我依旧是坚持报警，维权成本很高，过程甚至有点狼狈，但我坚持了自己的主张。为这件事，鹿老师甚至和岳母吵了一架。岳母说一个贤妻不该“纵容”丈夫报警，不该把这种不光彩的事情扩大化。她说：“遇到这种事只能自认倒霉，现在倒好，你们在警局就留下案底了，以后谁都知道你们是刺儿头。”

我说这些，并不是要指责岳母不好，她一辈子都在退让和反思，不招灾，不惹事，甚至可以说是很有代表性的“中国老实人”。

中国老实人受到儒家文化几千年的影响，最常见的人际交往和处理冲突的策略，就是“息事宁人”，表面和谐是比个人诉求更重要的。

传统的“互依型自我”文化中，诉讼会破坏人际关系，导致冲突升级，所以“无讼”才是一种理想状态。完美的“无讼”社会中，每个人都相互妥协，相互退让，牺牲利益，避免纠纷；遇到冲突，倾向于“私了”“退一步海阔天空” “吃亏是福”而非对簿公堂。

岳母那句“现在你们在警局就留下案底了，以后谁都知道你们是刺儿头”，就是很典型的“无讼”价值观，对“好讼”行为充满了耻辱感和恐惧感。

但是随着“互依型”熟人社会向“独立型”陌生人社会的转变，“息事宁人”赖以生存的土壤也逐步瓦解， 极端“无讼”观遇上极端“好讼”者，加上网络舆论的推波助澜，事情往往向着我们难以理解的方向失控。

本身猥亵和性骚扰的犯罪成本就很低了，现在我很悲催地发现，网暴的犯罪成本同样很低。一方面，真正遭遇不法侵害的受害者维权依然艰难；而另一方面，构陷甚至只是误解，又能轻易毁掉一个人。作恶者两头得利，受害者两头遭殃。

鹿老师忍不住问一个律师朋友：“为什么被猥亵的人维权很难，而没有实施猥亵的老实人却会被抓住大做文章呢？”

律师朋友说：“老实人被欺负的事，在读书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了。每个年级，每个班级，都有那种唯唯诺诺的学生挨打的事情。只是现在又多了一种新型挨打——互联网挨打。”

因为性骚扰和猥亵的指控往往发生在私密空间，又难以留痕，取证困难，想要通过法律定罪门槛很高，需要很严格很充分的证据。而另一方面舆论断案却不需要证据，只需要情绪。

心平气和地讨论，声音是很微弱的，很多喊声也许只有诉诸情绪才有可能被听到。但诉诸情绪本该遵循一个前提：那就是必须尊重事实。但现在网络暴力最可怕的点就在于：情绪到位了，就不需要了解全面的事实。

说实话，在当初我的孩子被骂“臭流氓”时，我并不害怕那个女孩的指控，因为我相信警察可以还我们公道。我后怕的是如果当时有人把这一幕拍下来放到网上，我不知道孩子和全家人会面临什么样的伤害和影响。

有人说我：“你说的这些根本都没有触及到事情的本质，只是在个人层面、微观层面讨论。”

曾经我也喜欢宏大叙事、“主义”叙事。但这些年我逐渐发现，不论一开始多么理想、多么高尚的主义，到了形形色色的个人手里，常常沦为霸凌者欺负弱者的工具。你发现主义解决不了你的问题，大道理解决不了你的问题，眼下你只能靠自己死磕到底。

所以我现在不想谈主义了，只想聊一些实际问题，可能力量很微薄，也许只是帮自己维权，也许只是保护自己的孩子，也许只是影响了几个读者。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Dr昕理学，作者：白鹿 张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