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往常，八月的法国又进入了某种预期之内的半瘫痪状态，这个月里学生不上学，打工人不打工，服务业不服务，制造业不制造。

小一半店铺关门谢客，马黑区的“主理人们”慷慨地请世界各地的游客吃闭门羹；公共交通频频崩溃，平等地惩罚每一个八月通勤的倒霉蛋；政府机构原地摆烂，除非性命攸关，否则绝无回复邮件的可能；此时巴黎街头讲英语的游客往往比讲法语的本地人还要多。

整个法兰西在夏季只关心两件事，一是8月的度假，二是9月的罢工。

卢浮宫一角 

在法国，“每年八月去度假”不是某个特定阶级的消费习惯；不是某种虚荣心作祟的附庸风雅；也不是中年危机下的幡然醒悟；而是一种社会各阶级普遍参与的，全民默认的社会共识。

而这一共识的形成，靠的是法国历史上一代人的辛勤劳动，一代人的努力争取，和一代人的坚定守护。

第一代人是战后重建的一代。他们在二战废墟之上，从1945年起肩挑手扛、重建工厂与城市。

在1946年莫内计划的指导下，法国政府通过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方式，优先投资煤炭、钢铁、能源、电力、交通、化工等战略性产业。这些投资不仅解决了最紧迫的资源短缺问题，也为法国战后经济复苏和工业现代化打下了坚实基础。

紧接着，马歇尔计划（1948–1952）带来的资金、设备与技术援助如及时春雨，为法国经济复苏提供了强大助力，让工业发展如虎添翼。与此同时，法国加入欧洲煤钢共同体（1951）和欧洲经济共同体（1957），不仅拓宽了出口市场，也促进了产业整合与规模化生产，为国内工业提供了外部支撑和持续动力。

然而，真正将这些宏伟蓝图落在实处的，是战后婴儿潮带来的充足劳动力，是整整一代人的艰苦奋斗，是整个社会重建国家的决心。他们用一代人的时间一砖一瓦、一台机器、一条生产线地推进，最终将国家规划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造就了战后的“辉煌三十年”：工业现代化和农业机械化齐头并进，法国经济以年均5%的速度持续增长。

第二代人是权利觉醒的一代。他们生于战后繁荣时期，成长于社会变革之中。

1950–70年，随着法国经济高速增长，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工业现代化逐步发展，社会财富空前积累，中产阶级显著扩张。面对不断扩大的生产力，这一代人开始追求更多的个人时间和生活质量，同时关注社会公平。

这一代人通过工会、罢工和街头抗议争取权益，1956年带薪休假从两周延长到三周，1969年又增至四周。他们不仅推动了劳动法改革，还在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1968年的五月风暴，是这一代人共同记忆的高潮。性解放，摇滚乐，自由主义，存在主义，新浪潮运动如潮水般涌入这一代人的大脑，最终将“反叛”凝聚成共识。青年学生，工人阶级，文化领袖高举红旗，手握红书，身着军装，胸佩像章，他们高呼着“Il est juste de se révolter”走上街头，要求教育体制改革、工作条件改善和更公平的社会分配。

虽然他们的主张和今天“00后”的某些观点一样幼稚，荒诞，脆弱，悬浮，但他们的斗争，客观上推动了“度假”从少数人的特权，逐渐转变为社会各阶层普遍享有的权利。

第三代人是将“度假”写进法律的一代。他们在危机与衰退中坚定守护着前人争取来的权益，让“度假”真正成为法国人国民身份的象征。

1970年末至1980年初，法国面临全球石油危机、经济结构调整与通货膨胀压力。两次石油危机让法国告别了 1945–1973 年的“辉煌三十年”（年均增长 5%），进入低速增长阶段。失业率从 1970 年的 3% 上升到 1980 年代初的 8%–10%，青年失业问题尤其严重。

法国又一次站上分水岭，整个社会掀起一场关于假期的大讨论。

企业界和右派经济学家认为法国人工作越来越少，却要求越来越多福利，这将会导致企业成本上升，丧失竞争力，进而削弱法国在欧洲和全球的地位。他们主张国企私有化，削减工会权力，放松监管，减少政府干预。

正是凭借此类主张，撒切尔（1979），里根（1981）扛着新自由主义的旗帜分别登上了各自的历史舞台，远在东方的大国也同时吹起了改革开放的春风。

然而1981年，法国人却“逆历史潮流而动”，最终选择了弗朗索瓦·密特朗成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首位左翼总统。

他上台后推行了一系列社会公平政策，强调工人福利、教育和社会保障的延续。1982年《国有化法》将5大工业集团与39家银行纳入公有，重塑法国产业与金融版图，同年《奥鲁法》法案（Lois Auroux）正式将带薪假延长至五周，从此成为法国人不可逆转的国民权利。

这些政策在国内大受欢迎，却与全球资本流动相矛盾，1981～1982年法国出现严重贸易逆差与资本外逃，导致外汇储备下降。密特朗不得已放弃了此前激进的“左翼冲刺”，转而执行冻结工资，削减支出，控制赤字的紧缩政策。

在不断地“左右互搏”中，法国最终走出了一条“未曾设想过的道路”。区别于“效率优先、自由竞争”的英美模式，“出口导向、勤勉节约”的德日模式，法国人探索出一条“权力至上，低增长高福利”的法国模式，正应了他们常说的那句“On travaille pour vivre， on ne vit pas pour travailler”。（工作是为了生活，而非生活是为了工作）

说回度假，五周的带薪假对法国经济的影响尚无定论，但它对法国旅游业的促进可谓毋庸置疑。1980年代起，法国国内旅游业规模急速扩大，形成海滨度假（蔚蓝海岸）、山区度假（阿尔卑斯）、文化旅游（巴黎）三大支柱。同时，法国对海外游客的吸引力也因成熟的旅游基础设施而增强。到 1990年代，法国已超过西班牙、意大利，成为全球游客最多的国家。法国旅游业占GDP的比重，从 1980 年的 5.5% 升到 2000 年的 7.2%，并间接带动汽车、铁路、航空、地产等行业，为世界各国上了一堂名为“扩大内需”的实践课。

时间拨回至当下，我所接触到的法国人，基本都是“第三代度假人”，他们自己度假，父母度假，爷爷奶奶甚至也度假，他们是中文互联网上“松弛”的法国人，前文所述的历史对他们而言也同样日渐模糊。他们既不恐惧，也不贪婪，更不向往“外面的世界”。

然而，“外面的世界”已然扑面而来。关于假期的讨论时隔四十年又被重新抬上法国的舆论场。只不过这次探讨的，并非“增加”而是“取消”。在2026年预算计划中，法国总理提议取消两个法定假期以增加工作日，提高生产力，预计每年可节省约42亿欧元 。无疑，这一提案遭到了法国社会广泛的反对，法国或将在今年九月迎来一场盛况空前的全国性罢工和示威。

反观遥远的东方大国，历史上首次大范围、普惠式、直接性向群众发放民生保障现金补贴；00们后开始“整顿职场”，勇敢对加班说不；灵活就业的群体逐渐有了保障，穿起体面的工作服；“反内卷”正在形成共识，“无利润繁荣”逐渐被唾弃，“高水平均衡”成为新的目标。这一切令人不由地想起60、70年代的法兰西岁月。

这或许就是历史最残酷也最温柔的地方，它总是不停转变，总是不断更迭，曾经引以为傲的，终将被迫舍弃。置身历史洪流中的人们，永远无法抵达至善的彼岸，也无法见证历史的终结。唯有改变才能适应改变，唯有不拥抱确定才能应对不确定。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一知半论，作者：格拉古艾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