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社会，大城市与小县城各有其独特之处。大城市充满机遇与挑战，人们为了梦想拼搏奋斗，仿佛不上进就会被淘汰。然而，小县城也有着它的宁静与温暖。这里的生活节奏相对较慢，人们更注重内心的满足。社会理应容得下“不上进”，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节奏和价值取向。在大城市，那些选择慢生活的人或许被视为不够进取，但他们在享受生活的同时，也为城市增添了一份别样的色彩。在小县城，那些看似不上进的人，或许只是在以自己的方式过着平淡而幸福的生活，他们同样值得被尊重和理解。

20世纪末，随着日本泡沫经济的破裂，长达二十年之久的“失落的年代”不仅带来了经济上的停滞，也促使日本社会的心态与价值观经历了剧烈的改变。

一方面，东京、大阪等大都市依旧延续着高强度的职场文化，年轻人为了立足，在“过劳死”的阴影下拼命地工作；另一方面，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这样的生活，是否真的值得。

也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日本诞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影视文学作品。2014年，电视剧《东京女子图鉴》播出，剧中的女主角绫从家乡来到东京，朝着自己心中的“理想生活”一步步努力，在光鲜亮丽与疲惫不堪中反复挣扎，是无数大城市追梦青年的真实写照。

几乎在同一时期，电影《小森林》上映，影片中，市子选择离开东京的喧嚣，回到故乡岩手县小森村，在春种秋收、制作美食的过程中，找到了内心的平静，则描绘出了另一种生活的可能。

彼时的日本，城乡差距依然显著，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大多集中在大城市，年轻人如果想要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似乎也只有涌入东京等大城市这一条路。即便有人对大城市的快节奏生活感到厌倦，想要回到家乡，也仍然要面临就业机会少、生活不便等现实问题。

因此，《小森林》所展现出的田园生活，多少带着些理想主义的色彩，对于很多人来说，更像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而在中国，类似的社会矛盾也在发生。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背井离乡，奔赴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希望在这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同时，也有不少人选择留在三四线小城，过着相对安稳的生活。只是，社会对于这两种选择的评价，往往存在着明显的偏颇。

人们习惯性地将大城市奋斗视为“进取”，而把留在小城看作“躺平”甚至“没出息”。这种单一的价值评价标准，让很多年轻人陷入了无尽的焦虑与迷茫。有人明明不适合城市生活，却因为害怕被贴上“失败者”的标签，迟迟不敢离开；也有人明明渴望稳定，却不得不硬着头皮继续“卷”下去。

但我认为，一个成熟的社会，理应容得下“不那么上进”的人生。

一、社会对人的需求是多样性的

在当代社会的想象中，社会的运转依赖的是那些能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在高楼大厦中运筹帷幄的“精英”。但事实上，一个健康的社会，从来不是靠单一类型的人所构成的。

1983年，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在《多元智能理论》中提出，人类的智能并非一个单一的线性维度，而是由八种彼此独立又相互关联的能力构成：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身体运动、人际交往、内省、自然观察。

这就意味着，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在金融街加班到凌晨三点，也不是所有人都必须有硅谷式的创新狂热。有人天生擅长与人沟通，有人更善于动手操作，还有人对自然、社会人文有着更敏锐的感知。社会的多样性决定了它对人才的需求也必然是多元的。

就像电影《小森林》中的市子，她也不是说真的就无法在东京立足，而是在城市生活中逐渐意识到，自己真正渴望的，是回归土地、顺应季节、亲手劳作的生活。她种菜、做饭、酿酒，与自然建立一种朴素而深刻的连接。这种生活方式，虽然不创造GDP，却是一种真实、自洽、充满生命力的存在，也是一种对世界很好的回应。

从经济角度出发，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也印证了这种多元价值的合理性。他认为，当个体专注于自己最擅长的领域时，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将达到最优。大城市需要创新者、开拓者，小城市则需要稳定者、服务者。没有谁比谁更重要，只有谁更合适。

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能力不一样，错位匹配本身就不合理。这世界就是有人爱吃苹果，有人爱吃梨。而我认为一个理想的社会，不是让所有人都吃苹果，也不是让所有人都吃梨，而是让爱吃苹果的人拿到苹果，爱吃梨的人拿到梨。

二、单一标准是“社会暴力”

我们常常把“成功”定义得过于狭窄：高学历、大公司、高薪、北上广深……仿佛只有符合这一系列标准的人生，才算是“有出息”。

但这种单一的成功标准，其实是一种“社会暴力”——它不仅规训了人们对生活的想象，更剥夺了人们选择另一种生活方式的权利。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曾提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区分：前者追求效率与结果，后者则更关注行为本身的意义。

在当代社会，我们越来越被工具理性所主导，人们习惯性地问：“这件事能带来什么回报？”却很少再去问：“这件事，我是否真的愿意去做？”

于是，像便利店店员、咖啡师、厨师这样的职业，尽管承载着最真实的服务价值，却常常被打上“没前途”的标签。这种偏见背后，是一种对“成功”的狭隘理解，也是一种对个体价值的粗暴简化。

但一个好的社会，应该允许并尊重人们做出“价值理性”的选择——不是每个人都必须去大城市追求梦想，也不是只有“改变世界”才值得被看见。

有人愿意在咖啡馆里做咖啡，有人喜欢每天清晨把热腾腾的豆浆递给顾客，有人选择在便利店中日复一日把货架摆放的整整齐齐……这并不可耻，而是一种值得尊重的生活方式。

以日本为例，根据日本总务省2023年发布的数据，全国有超过5.6万家便利店，从业人员超过150万人。其中，不少人将便利店视为终身职业，而非“过渡性工作”。无论是薪资保障、职业培训，还是社会认知层面，日本对这类职业都给予了充分的尊重。他们不是“失败者”，而是保障整个城市正常运转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而在我们这里，很多人仍然认为只有“考上大学、进大厂、考编、买房子、结婚生子”当作人生唯一的“正轨”。这种单一的价值导向，让很多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被迫压抑自己的真实需求，去迎合社会的期待。

一个真正多元的社会，不是所有人都去大城市闯荡，也不是所有人都选择“躺平”，而是让愿意拼搏的人有空间去追梦，也让愿意服务他人、经营小店、过稳定生活的人，能在自己的轨道上收获体面和尊严。

三、好的制度和文化做支撑

当然，“求仁得仁”从来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需要制度的支撑，也需要文化的包容。

真正让一个人安心选择留在小城市、过一种节奏更慢、生活更稳定的日子，不只是靠“热爱”或者是“情怀”，更要有“低生存成本”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保障。否则，所谓“选择自由”，终究只是少数人才能拥有的特权。

比如日本，为了解决少子化、老龄化、东京“一极集中”以及地方经济持续衰退等结构性问题，2014年安倍政府就提出了“地方创生”的国家级战略。通过税收优惠、住房补贴、免费医疗、远程办公支持等多种方式，吸引年轻人和企业向地方迁移。截至2024年，日本政府已为此投入超过3万亿日元。

在国内，像浙江的“共同富裕示范区”也在探索“幸福指数”作为地方考核指标，包括公共服务、生态环境、生活满意度等维度，不再唯GDP论英雄。

当然，在大城市中奋斗的年轻人，也需要更完善的“奋斗者保障”：比如，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职业技能培训、心理健康支持、灵活用工制度等，都能够帮助个体更好地在城市立足。

但比制度更深层的，是文化的转变。社会需要在文化层面建立起对多元生活方式的尊重：媒体舆论不再把“留在大城市”当作唯一的人生目标，也不再将“回到小城”污名化为“躺平”，而是理解每一种选择背后的价值与意义。

正如社会学家周晓虹在《中国社会心态研究》中所言：“当社会只有一种‘正确’的活法时，焦虑就会成为集体情绪。”而多元价值的重建，正是缓解内卷的根本路径。

四、年轻人在回归自我

这两年，我自己有一个很明显的体感：年轻一代正在对大城市祛魅。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毕业后不再执着于去北上广深，而是选择留在家乡，或者是去那些节奏更慢、生活更近人情的中小城市。

在一些人眼中，这或许是一种“退步”，是“没志气”“不奋斗”的表现。但在我看来，这恰恰是社会进步的信号。

它说明，年轻人开始更关注生活的质量，而不是社会的期待；开始更重视内心的渴望，而不是外界的评价；开始更在意“我是谁”，而不是“别人希望我成为谁”。

正如哲学家阿兰·德波顿在《身份的焦虑》中所言：

现代社会的问题，不在于物质匮乏，而在于我们被赋予了无限的选择，却只被允许有一种成功。

我们被告知可以自由选择，然而一旦偏离主流路径——比如不去大厂、不考编、不买房、不结婚、不留在一线城市……就会被贴上“失败”或“躺平”的标签。

今天年轻人的选择，正是在打破这种“单一成功”的幻觉。

社会应该做的，不是批评这些选择，而是为这些选择提供更多的可能性。让那些愿意再拼一把的人，都能在城市中找到奋斗的空间；让那些“低能耗”、愿意过安稳生活的人，也能在小城市里收获体面的尊严。

正如《东京女子图鉴》的结局，绫回到了家乡，在便利店遇见曾经的自己；《小森林》的尾声中，市子重新出发，带着田园赋予的从容走进城市。这两种转身，同样都值得尊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刘知趣，作者：刘知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