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美日《广场协议》断送了日本的半导体霸权。

40年后的今天，韩国也站在了相似的十字路口。

前段时间，美方计划撤销对韩“经验证最终用户（VEU，Validated End-User）”制度，要求韩企对每台美国设备进口，单独申请许可。

从原本无需逐案申请许可证的绿色通道，到每次使用都提交审核，美方对韩监管的收紧，让韩方深感窒息。

这些年，韩国半导体芯片业和美国深度捆绑，虽然可以使用美国的技术和设备，却不能进行迭代升级。

表面上，美方赋予韩国一片繁华，背地里其实是残酷的技术钳制。

起初，韩国人能把半导体芯片做起来，得感谢它的“此生之敌”日本。

战后，美国大力扶持日本，日本也成为在全球范围内重要的科技强国。

到1972年，日本东芝、日立等企业，通过改进美国技术，让DRAM（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芯片良品率反超美国。

哈尔滨街头的东芝广告

翅膀硬了，就要探索边界。

1982年，日本发生了最严重的一次“背叛”——哥尼斯堡事件。

在美苏争霸的背景下，日本把重要军工设备，偷偷卖给了苏联。

当时，苏联和日本，各有各的难。

首先是苏联，因潜艇螺旋桨噪音过大，美军在200海里外就能追踪到它的位置，急需研制新型螺旋桨，可国内却没有生产设备。

而在日本方面，东芝等企业的出口订单断崖式减少，面临严重的经营危机。

情急之下，战斗民族血性拉满，提出以十倍价格，向日本求购生产螺旋桨所需的“MBP-110S九轴五联动数控机床”。

东芝遂通过挪威的康士堡公司（俄语翻译即为“哥尼斯堡”），秘密向苏联提供了4台数控机床，帮苏联潜水艇的隐蔽性提高了10倍，还伪造出口文件，规避审查。

苏联用日本精密机床加工的潜水艇用七叶螺旋桨

这祸闯得可不小啊。

要知道，当时的日本，汽车在美市占率达到了22%，半导体的全球份额超48%，已经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半导体生产国。

日本借梯登楼，美国养虎为患。

恰逢此时，韩国已经完成集成电路的技术积累，将产业重点逐渐从封装转向晶圆制造。

晶圆

1980年代，韩国颁布“半导体工业育成计划"，三星向美国企业“美光”支付300万美元，获得64K DRAM设计授权。SK海力士从德州仪器引进设备与制程。

IBM在向三星出售芯片生产技术时，其背后的华尔街资本，通过优先股渠道入股三星，成为其53%外资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消彼长之下，日本的DRAM芯片订单开始减少。

趁着日韩两国斗得激烈，美国在1982年研发256K DRAM存储芯片，试图巩固自己的科技霸主地位。

结果日本推出价格更低的同级别芯片，用极高的性价比，打得美企一败涂地。

恼羞成怒的美国资本，以国家安全为由，在1985年对日实施半导体贸易反制措施：

对日发起史上最大规模芯片反倾销调查、强制限制日本芯片出口份额、通过《美日半导体协议》勒令日本芯片涨价100%。

终于，在《广场协议》影响下，日本掏出了激进的货币宽松政策，应对日元升值冲击，跑步进入“失去的30年”。

签订《广场协议》的五国代表合影

到1995年，日本半导体在全球的份额，已经跌至不足十年前的一半。

而韩国半导体产业，却实现快速扩张。

三星1992年推出全球首款64M DRAM，1996年量产1GB DRAM，推动韩国在全球DRAM市场的份额从1980年代的不足5%跃升至1990年代中期的30%以上。

美国的帮助，与韩国的忠诚，在短期内形成了跨国产业合作的正向循环。

但这一局面，很快就被再次打破。

韩国芯片业走到如今的尴尬境地，虽有西方作用，但也是趋势使然。

让我们回顾1988年的一天，英特尔CEO安迪·葛洛夫（Andy Grove）访问台积电新竹工厂。

安迪·葛洛夫（Andy Grove）

安迪·葛洛夫曾是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在德州仪器任职时的同事。

他来台积电，正是应其创始人张忠谋的邀请进行考察，为一笔重要的芯片代工生意做准备。

当年在德州仪器工作时，张忠谋就认识到芯片制造环节的技术含量，一点都不比设计环节低，前期投入的成本，更是天文数字。

所以，张忠谋判断，将半导体芯片产业的上下游进行切分，给跨国巨头做代工，一定大有可为。

但他要一战成名，要有超级大厂英特尔的鼎力支持。

为此，张忠谋带队，对台积电进行大面积升级整改，将良率从50%提升到了80%。

张忠谋

从此之后，“纯代工”的台积电，就成了全球芯片业最独特的存在之一。

一方面，它只做代工业务，自己不卖芯片。

一生只干两件事：一是生产芯片，二是保密。

另一方面，台积电是芯片业的“成本大师”。

它用代工模式取代传统IDM模式的同时，既给科技企业省了钱，还增加了企业之间的质检环节，提升了芯片品质，最终帮企业实现了芯片采购性价比的大幅提升。

只用几年，台积电就像一截脊椎骨，牢固地楔在半导体芯片产业的生产环节。

想象一下，这就好比全球有不计其数的服装品牌，其中头部的几十家，全都找一家工厂搞生产，而这家工厂不光为每一家品牌商保守秘密，还深藏功与名，一心埋头踩缝纫机。

这是什么概念？

芯片界的“扫地僧”。

台积电以身入局大搞产业链创新，把有关制造的一切都大包大揽，美国的那些科技企业，只要做好设计和营销就行了，这种好事，咱打着灯笼也找不着。

所以不管是做芯片的高通、英伟达，还是苹果、特斯拉，还是现在最前沿的OpenAI，全都离不开台积电的代工业务。

黄仁勋与张忠谋

回到主题。

在西方大国的统筹之下，台积电之所以能顺利入局，是因为它提供了迭代旧规则的新规则，进而改变了半导体产业的成本结构，让产业上层看到了新的可能。

所以，当韩国人回顾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史，就发现历史总是惊人相似。

只是这一次，被西方大国锁定的猎物，从邻居日本，变成了自己。

而它原本的位置，要跟台积电共享。

只不过，台积电还背负着对西方的另一层威胁，那便是中国芯片业的崛起。

2020年，美国施压台积电，要求其停止为华为代工7nm麒麟芯片。

到2025年，限制进一步升级，美国禁止台积电为中国企业生产16nm及以下制程的芯片，并要求这些订单必须通过美国指定的封装厂完成。

不仅如此，美国还强制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投资建设成本高昂的晶圆厂，以此推动半导体供应链向美国转移。

一系列动作，目的不言而喻。

如此来看，无论是日本、韩国还是台积电，面临的困境都是一样的：

美国芯片业可以向全世界提供成熟技术和设备，但各位友人假如想上位、要名分，门都没有。

正所谓，飞鸟尽，良弓藏。

亚洲的几股势力，其实早就看清了局势。

不管是日本的索尼、东京电子，还是韩国的三星、SK海力士，在美方过河拆桥时，都期待着一条安稳的后路。

看一些很容易被忽略的对比。

1969年，韩国半导体业刚起步时，全国的GDP只有76.76亿美元，还不到日本5%。

但就是这个只有美国1/98的土地面积的韩国，居然成为全球半导体芯片产业上关键一极，实力不可小觑。

到如今，韩国GDP达到1.86万亿美元，翻了242倍。

试问，一个有如此实力的国家，为何被拿捏至此？

几十年如一日的辛苦经营，韩国为何迟迟无法突破西方大国的技术封锁？

韩国缺少的，恐怕根本就不是技术，而是跳出历史的轮回，走向独立的决心。

在全球芯片产业生态中，主要玩家其实就那么几个，各有优势。

荷兰拥有“全球唯一能生产EUV光刻机”的阿斯麦（ASML），几乎垄断了全球高端芯片。

光刻机

日本看似走了下坡路，但它在受到压制时，不断向产业链上游挣扎，最终成了半导体材料、光刻胶的主要供应商，全球有大约70%芯片制造企业，要使用日本的光刻胶。

中国，虽然芯片业起步相对较晚，但我们有稀土资源，甚至能用稀土反制美国的芯片制裁。

这其中只有韩国，几乎挑不出什么先天优势。

不仅在技术、设备上受美国牵制，还与台积电有相当多的技术重合，缺乏不可替代性。

它拿得出手的，恐怕只有在几十年的发展中打下的市场：

数据显示，韩国占有全球半导体市场的约14%份额，还在DRAM和NAND闪存领域，霸占着全球50%以上市场份额。

但如今看来，韩国随时可能在美国的政策限制之下，失去这个市场。

一则，没有美国的技术和设备，韩国半导体无法独立生存。

应用材料（Applied Materials）、泛林集团（Lam Research）和科磊（KLA-Tencor）这几家美国公司，长期为韩国半导体输送技术和设备。

美国应用材料公司

即使三星西安工厂，和SK海力士无锡工厂，也使用了美国设备，涉及美方技术占比超七成。

二则，中国的订单，养活着韩国半导体产业半壁江山，这局面并非美方喜闻乐见。

自1992年中韩建交之后，两国间半导体贸易额飞速增长，2013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韩国半导体的最大出口市场。

2020年韩国半导体对华出口占比突破35%，且在存储芯片领域，对华依赖度提升到42%。

即使是在2024年中美科技博弈的背景下，韩国半导体对中国大陆出口占比从2020年的40.2%降至33.3%，韩企还是通过越南转口贸易等方式，维持着对华产品出口。

技术确是美国给的，但订单的大头，却是中国来的。

不仅如此，韩国经济对中国的依赖度，绝不比对美国低。

数据显示，2024年中韩双边贸易额达3280.8亿美元，占韩国外贸总额的21%。

并且中国已连续21年，稳居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

所以，在这几年，面对美对中国芯片的打击政策，韩企极尽斡旋。

2023年10月，美国延长对三星、SK海力士在华工厂的设备供应豁免，允许其继续使用美系设备生产先进DRAM，不受对华出口管制限制。

但有一样设备除外：EUV光刻机，只能在韩国利川基地使用。

为此，SK海力士就上了一招“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它用飞机，把在中国无锡工厂加工好的晶圆送回韩国本土，EUV之后，再送回到中国进行封装。

SK海力士

一来一回，虽然多花了运费，但成本仍低于完全本土化生产，还躲过了美国的审查。

作为半导体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韩国在东西方两大国之间走钢丝，期间诸多浪费，原本大可不必。

但此时此刻，面对美方拟撤销VEU的威胁，韩企即使悔不当初，却也无可奈何。

韩国半导体的困境，恰是拿了技术附庸者的命运剧本。

它用自身故事告诉我们，跨国合作更需要自主创新，通过依附他国换取繁荣，最终可能沦为大国博弈的筹码。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此刻，中国的芯片业正在另一条路上快速追赶。

2023年，美国仍试图与我们维持5nm以上代差，华为却通过昇腾910B芯片的3D堆叠技术，在14nm制程实现近4nm性能。

去年，长江存储的232层Xtacking 3.0架构NAND芯片量产，使我国首次在存储领域拥有了定价权。

即使是高端设备，我们也有重大突破。

今年，上海微电子的SSX800系列光刻机，已实现28nm制程国产化，5nm量子芯片专用设备也已经进入Alpha测试阶段。

所有技术突破，都势必要经历高投入、高风险。

但只有不躲避风险，不拒绝投入，不恐惧阵痛，才能突破历史的循环，不受制于人。

在平等的前提下，适度竞争、理性合作。

不求独霸天下，但一定要独立自主。

而这，才是更适合如今国际局势的新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