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当前低利率环境下，中国居民储蓄正呈现向资本市场转移的明显趋势。

经济学家盛松成指出，这一“财富大迁移”将聚焦于新基建、消费基建及新型城镇化三大领域。

这些与国家战略高度契合的优质资产有望成为新的价值增长点。

财富转移的逻辑与争议

当前中国居民储蓄向资本市场转移的趋势已引发广泛关注。

央行数据显示，2025年8月居民存款同比少增6000亿元，而非银存款同比多增5500亿元，这一变化被普遍解读为“存款搬家”的信号。

然而，这种转移是否必然带来积极效果？或许有人会质疑：在资本市场波动加剧的背景下，普通投资者是否具备足够的风险识别能力？

历史上，日本在低利率环境下曾出现资金大规模涌入股市和房地产，最终酿成泡沫危机。

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资本市场尚处于成熟过程中，投资者教育、监管体系能否支撑如此大规模的资金转移仍需观察。

对此，需要辩证分析。一方面，居民储蓄配置多元化确实是金融市场发展的必然趋势。

盛松成指出，与日本被动接受“广场协议”不同，中国坚持汇率稳定政策，且通过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同防止流动性过度泛滥。

另一方面，当前资金流向集中于国家战略导向的领域，如新基建、消费基建等，这些领域具有明确的政策支持和现金流保障。

但值得深思的是，若过度依赖政策驱动，市场自身定价机制是否会失真？

例如，部分新基建项目回报周期长，短期难以覆盖资金成本，可能引发新的结构性风险。

低利率时代的投资悖论

低利率环境被视为推动资产配置调整的关键因素。据统计，2025年国有银行一年期定存利率已跌破1%，大额存单利率普遍低于1.4%。

在此背景下，盛松成提出资金将向权益类和另类资产转移的观点符合经典金融理论。

但这一判断或许隐含两个争议点：其一，低利率是否必然提升风险偏好？日本案例显示，长期低利率可能伴随通缩预期，反而导致居民倾向持有现金而非投资；

其二，中国消费动能减弱背景下，企业盈利能否支撑权益资产估值？2025年创业板虽涨51.09%，但主要受政策预期驱动，而非基本面全面改善。

进一步分析发现，低利率的投资逻辑需结合结构性因素。

首先，费率下调倒逼资管机构转型，但机构能否真正从“规模导向”转为“服务导向”尚存疑问。

其次，黄金等避险资产与低利率环境的关系呈现复杂性：美联储降息降低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但地缘政治风险可能才是主导价格的因素。

有观点认为，当前黄金价格已部分透支降息预期，若美国制造业回流战略见效，黄金的防御性价值可能减弱。

这种多空因素的博弈，恰恰说明单一利率因素难以解释全部资产价格变化。

三大领域的机遇与门槛

盛松成提出的新基建、消费基建、新型城镇化三大方向，与国家“两新一重”战略高度契合。

然而，这些领域是否真能成为普通投资者的“金矿”？或许有人会质疑其可参与性：以新基建为例，5G、数据中心等项目需专业判断能力和高资金门槛；

REITs（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虽降低投资门槛，但2025年新发行29只中仅16只涉及消费基建，且底层资产集中于商业地产，养老、医疗等民生领域占比偏低。

从另一个角度看，新型城镇化建设虽能拉动投资，但部分地区人口流出可能导致项目收益率不及预期。

针对这些疑虑，需明确三类领域的差异化价值。新基建的核心优势在于技术迭代红利，如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细分领域有望形成持续现金流；

消费基建的关键在于与内需扩张同步，例如文旅休闲、绿色消费等新模式正在激活存量资产；新型城镇化则通过公共服务均等化释放长期需求。

但投资者需警惕：政策导向不等于市场必然成功。以英国税改引发资本外流为例，若地方财政压力导致项目补贴退坡，部分依赖政府支付的领域可能面临风险。

因此，需结合区域经济活力、项目盈利模式等微观指标做具体判断。

结语

全球财富迁徙的本质是资源配置效率的重新博弈。中国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避免重蹈日本资产泡沫与产业空心化的覆辙，同时抓住技术革命窗口。

盛松成的分析提示了三条关键路径：保持汇率弹性与稳定的平衡、通过财税协同避免流动性陷阱、依托多元化出口市场控制产业链外移风险。

但更深层的问题在于，财富管理不仅是技术选择，更是一种发展范式转型。它要求从追逐短期政策红利转向构建基于生产率提升的价值创造体系，从单一资产投机转向与实体经济良性互动的配置生态。

在这场静默的变革中，理性认知风险与机遇的辩证关系，或是比追逐“金矿”更重要的生存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