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中讲到，“无可否认，‘五胡’大举入据中原的确导致原有‘中华’王朝的崩溃。但漫长的族群融合与政治整合，却带来了‘中华’体系的扩大。‘中华’并非族别称谓，而是一套无偏私的理性制度化的文明体系，具有极大的包容性与开放性。此一时期，北朝与南朝都以中华正统自居，这就为南北统一之后的隋唐‘华夷融合’奠定了认同基础。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是‘中华’概念形成并日臻成熟的重要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华’成为兼容胡汉、兼容南北的概念，到唐代最终成为新的胡汉融合体的统称。”为更好理解这一时期，本篇对这段历史的时代特征及历史作用进行解析，以飨读者。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发展过程可以分为四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是华夏凝聚核心形成期，从满天星斗的中华民族起源走向区域整合，到秦汉时代达到顶峰，形成了中原农耕区与草原游牧区两个大的族群政治体以及其他边疆地区的小的族群政治体，其中依托中原农耕区形成的华夏族在整体范围上发挥了凝聚核心的作用。第二阶段是以华夏为主导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奠基期，自魏晋以降，中原政权分立，华夏周边族群进入中原，由此引发族群关系激烈调整，从大动乱到大融合，直至隋唐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基本样貌。第三阶段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扩大、巩固期，从宋辽金夏对峙，争夺中华正统，到元、明、清大一统王朝下多元族群互动共生，深度交往交流交融。第四阶段是近代以来，面对西方殖民者入侵，中华民族共同体从自在走向自觉。

其中第二阶段，是突破政治体及其固化的族群认同藩篱，推动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时期。以往有学者称之为“五胡乱华”。但是应该看到，这种突破，并非发端于华夏周边族群的“乱”，而恰恰是周边族群主动的“入”，以及华夏政治势力的接收甚至引导。早在西汉五凤二年(公元前56年)，匈奴内乱，呼韩邪单于称臣并从汉求助，而汉也欣然接纳，大加赏赐，听其居光禄塞下，有急保汉受降城，并给予米粮三万四千斛资助。到东汉时期，呼韩邪单于的孙子比复称呼韩邪单于，于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款塞，东汉依旧例颁给。从长期历史发展看，“匈奴款塞”基本成为北方草原部族的一种惯例，争斗失败的一方大多采取南下依附中原王朝的策略。

东汉朝廷进一步采取蛮夷保塞政策，北方各部族逐渐内迁，缘边附塞居住，甚至迁入内地，形成“五胡入华”的局面。一是匈奴，自东汉初南匈奴内迁，到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曹操分其众为五部，居于今山西北部。二是鲜卑，兴起于大兴安岭地区，逐渐南迁，占据匈奴故地，分为东、中、西三部，分布于东起辽东，西至陇右地区。鲜卑南迁过程中，除东部鲜卑(含慕容鲜卑)外，与各地族群融合，先后形成铁弗匈奴、乞伏鲜卑、宇文鲜卑、拓跋鲜卑等支系。魏初，慕容鲜卑因魏灭燕之战，从山西塞外迁至辽西郡。后追随司马懿伐公孙氏有功，拜率义王，始建国于棘城之北。另一支重要力量拓跋鲜卑，南下过程中也不断与西晋地方势力展开合作。三是氐，汉代，氐人分布在西起陇西，东至略阳，南达岷山的地区。东汉末曹操迁徙氐人进入关中地区。到十六国时期，氐人分布地区日益广泛，西起武都、阴平二郡，经关中、陇右，直到关东、河北。四是羌，汉代，羌人主要分布在河湟、塔里木盆地以南至葱岭地区、陇南至川西北一带，有的向甘肃、陕西西南、内蒙古南部、宁夏、甘肃地区迁徙。五是羯，据考证，羯人是康居(羌渠)游牧人。两汉时期，随匈奴东来，后又随之南迁，分散居于上党、武乡一带。

北方各族进入中原地区后，其社会不断发生分化。一方面，上层接受中原各政治势力的册封，成为其角逐政治权利的有力盟友。建立前赵的匈奴人刘渊，自幼学习诗书，先后担任左部帅、北部都尉，永煕元年(公元290年)，又被任命为建威将军、五部大都督，封爵为汉光乡侯。后又担任宁朔将军、监五部军事。建立前燕的慕容廆，先后被西晋封为散骑常侍、冠军将军、前锋大都督、大单于和镇军将军、昌黎、辽东二国公。永嘉四年(公元310年)，前赵主刘聪派遣使者任命氐人苻洪为平远将军，苻洪不接受，自称护氐校尉、秦州刺史、略阳郡公。羌族姚氏很早就接受东汉的册封，永嘉六年(公元312年)，时值永嘉之乱次年，姚弋仲举众向东迁徙到榆眉，跟随者有数万人，姚弋仲自称护西羌校尉、雍州刺史、扶风公。而其下层，则受到各种经济压迫，成为北方地区重要劳动力补充，不但承担大量国家赋税，更为豪强大族所侵渔剥削，以内迁胡人为依附民，担任世兵、田客，更有甚者，被掠为奴婢。

正是在政治意识不断增强，族群压迫又日益加剧的情况下，北方地区开始了以族群为基础的激烈政治竞争，进而造成族群认同的快速演变。总体来说，形成以下特征。

其一，各支胡人势力均以本族群为统治基础，由此也造成激烈的族群矛盾，后起政权往往大量诛杀前朝统治族群贵族，甚至祸及整个族群。

其二，五胡政权此兴彼亡，失败的一方不仅政权瓦解，在族群身份成为一种危险的情况下，认同也随之衰落，大部分融入汉人，部分则嬗变为其他族群。

其三，不论哪个族群当政，均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华夏的政治、文化体系，争取汉族士人为臂助，利用儒家文化和中原政治体系，摆脱部落制对皇权的羁绊，加强中央集权统治。

其四，“胡化”、“汉化”成为影响北朝政治发展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基于原生族群的“原始民族”认同是五胡政权建立的基础，另一方面，华夏制度文明及多元族群社会的支撑又是强化皇权统治的重要因素，如何在二者间寻求平衡成为北方各政权盛衰递嬗的根本原因，并最终重塑华夏政治文明主体地位。

正是在族群关系激荡、认同嬗变，各族政权反复更迭、整合的过程中，中国北方地区不断融合、凝聚，到隋唐时期，重新恢复到以华夏为主导的大一统局面。但是，新的大一统王朝内的族群构成更加多元，族群关系更加紧密，超越原生族群的共同体认同不断增强，从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奠定了根基。因此说，由“五胡入华”造成的大动乱到大融合，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

(作者简介：范恩实，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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