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首富郑永刚离世后,留下市值约200亿的杉杉股份股权,曾引发外界对“家族接班”的广泛关注。
然而不到两年时间,这场接班大戏便以出人意料的结局告终,继母周婷与儿子郑驹之间的控制权之争,不仅未能让任何一方真正掌权,反而加速了企业的崩塌。
最终,杉杉集团破产重整,实控人变更为江苏企业家任元林,江山易主,郑永刚的儿子、妻子双双出局。
不过,一场看似围绕继承展开的豪门内斗,实则暴露了企业高度依赖创始人个人能力、缺乏制度性经营根基的深层危机。
杉杉集团的危机,早在郑永刚去世之前就已埋下,郑永刚在,危机能被压住,郑永刚一走,累就爆了。
郑永刚作为杉杉系的缔造者,在企业内外拥有极高的信誉。他从一家濒临倒闭的服装厂起步,打造出以锂电池材料和偏光片为主业的产业帝国。
在九十年代,杉杉西服曾创下日销数百套的业绩,但郑永刚并未满足于此。2007年,他果断转向新能源材料领域,在锂电池行业尚未爆发之际就抢先布局。这种前瞻性投资,使杉杉一度成为全球最大的锂电材料供应商,也让他本人登上宁波首富之位。
然而快速扩张的背后,是不断累积的债务压力。
但郑永刚凭借其强大的个人能力和行业地位,能够持续获得银行与合作伙伴的信任,即便企业负债高企,也总能通过“刷脸”获得融资。
某种程度上,他本人就是杉杉集团最重要的“信用资产”。
而问题在于,这种高度依赖创始人的经营模式,并未在企业内部建立起可持续的治理结构。一旦郑永刚这个核心人物不在了,整个信用体系便开始动摇。
2023年2月,郑永刚在日本猝然离世,没有留下清晰的接班安排。其子郑驹在不久后被推选为杉杉股份董事长。
郑驹出生于1991年,高中后留学海外,大学毕业后即进入父亲企业,24岁便担任总裁。尽管他拥有光鲜的履历,但业界普遍认为,他的商业地位更多是建立在其父搭建的平台之上。
几乎与此同时,郑永刚的第二任妻子周婷也加入了企业控制权的争夺。周婷比郑永刚小24岁,两人于2017年结婚。婚后六年里,她陆续生下三个孩子。
郑永刚去世后,她依法主张自己和三名子女应得的继承权益。由于她与三名子女共占四份继承权,远多于郑驹一人,最终通过法律途径成为杉杉股份的实际控制人,并进入董事会。
尽管表面上达成了“郑驹任董事长,周婷为实控人”的妥协局面,但这一结构极不稳定。
公司内部形容其为“太后垂帘听政”,郑驹虽居董事长之位,却缺乏真正的决策自主权。更关键的是,二人都没有独立应对企业债务与融资危机的能力。
郑永刚去世后不到半年,金融机构开始收紧对杉杉的信贷。以往靠创始人信用背书就能获得的贷款,如今变得难上加难。
尽管企业基本面并未突然恶化,但银行与投资人对新一代领导团队缺乏信任。
2023年下半年,杉杉集团出现首笔债务违约。就像一个被抽掉基座的积木塔,违约引发连锁反应,更多债权人要求提前还款或拒绝续贷。
郑驹与周婷尽管在法律层面解决了控制权问题,却无法在经营层面形成合力,更无力重建市场信心。
一边是内部治理的混乱,一边是外部融资的断裂,企业迅速滑向破产边缘。2024年11月,郑驹以“工作原因”辞去董事长职务——这在企业高管的辞职理由中相当罕见,被外界解读为他已无力挽回局面。
周婷随后接任董事长,试图推动自救,但为时已晚。2025年初,杉杉集团被法院裁定破产重整。郑永刚打下的家业,最终落入他人之手。
杉杉的案例,是中国不少一代民营企业共同面临的缩影:创始人在世时风光无限,离世后企业迅速陷入危机。
其背后的教训,值得许多中国企业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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