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分工时代，专业人才面临着诸多困境。他们如同精密机器上的专属零件，被局限在狭窄的领域内，难以全面发展。一方面，过度专业化导致知识结构单一，一旦所在领域出现变革或转型，便易陷入迷茫和无所适从。另一方面，在团队协作中，专业人才往往难以理解其他领域的工作，沟通与协作成本增加，影响整体效率。然而，这并非专业人才自身之过，而是大分工体系所带来的必然结果。社会对专业的极致追求，使得人才培养和发展模式偏向单一，忽略了综合能力的培养。或许，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大分工时代，寻找平衡专业与综合的路径，让专业人才不再困于困境。

第一次工业革命至今，我们一直在经历一个劳动分工日趋精细，生产力逐步提高的过程。我们用分工把复杂问题拆解成模块化的技术路径，我们用“专才”的合作突破了“天才”的瓶颈，我们将越来越多的劳动力从生存问题中解放出来，我们用“人造世界”一步步取代“自然世界”。

但与此同时，我们的知识体系越来越孤岛化，共识越来越稀缺，不同群体间的同理心越来越匮乏。我们面临意义感的缺失，我们觉得自己被工作所异化，我们像原子化的工具在无形的流水线上拧着无穷无尽的螺丝钉，同时还得抽空祈祷不被时代的变革所抛弃。

这恐怕是大分工时代所有专业人才共同的困境。而这一切，从人类第一次意识到分工能够提高生产力的那一刻起，就已然埋下伏笔。

劳动分工与中产阶级：福特制，T型车，流水线

人类社会首次认识到“分工”的重要性恐怕可以追溯至18世纪，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开宗明义，将劳动生产力的提升归功于“劳动分工”。

The greatest improvements in the productive powers of labour， and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skill， dexterity， and judgment， with which it is anywhere directed， or applied， seem to have been the effects of the division of labour. 

斯密认为分工的好处大致有三，其一在于工人熟练程度的改进，其二在于节约不同工作间转换的时间，其三在于分工带来的标准化推动了机械的发明和应用，这些观点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得到了完美的印证，在今天仍不过时。

率先将“劳动分工”发挥到极致的是大名鼎鼎的福特制。1913年，流水线首次大规模使用将T型车的装配从12小时以上，缩短至1小时33分钟，劳动生产力得到质的飞跃。1914年，福特汽车年产量超过25万辆，占全美市场接近一半；同年，福特汽车将工人日薪从2.34美元/天提升至5美元/每天，并将工作时长从9小时降至8小时。

1925年，T型车价格从1908年的850美元降低至260美元，流水线上的工人终于也能买得起自己生产的汽车，曾经挣扎在温饱线上的蓝领成为消费的主力军，他们获得了一个响亮的新名字——中产阶级。

对于现代人而言，“劳动分工能够提升生产力”完全是一句“正确的废话”，因为现代社会本身几乎可以说是建构于分工之上。

随着分工日趋精细，我们生产过程中的标准化程度越来越高，重复性越来越强，规模效应越来越显著，我们能用越来越少的社会资源满足全球60亿人口的基本需求。

随着分工日趋精细，我们在各个细分方向上推陈出新，当局部微小的创新累积到一定程度，下一次工业革命便款款向我们走来。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把人脑难以理解的复杂问题，拆分成模块化的技术路径，我们用无数专业人才的通力合作突破了人类的“大脑算力瓶颈”。

随着分工日趋精细，教育系统也随之改变，虽然各个国家对通识教育看法各异，但“专业分流”无疑是当代全球每一个年轻人的成人礼。我们在校园里学会了一整套基于“分工”的价值观，尔后在社会上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流水线”，成为适用于某个“功能模块”的“专业人才”。

不出意外，我们将会沿着自己的专业不断熟练，不断精进；因为“高度分工”的缘故，这种局部的进步对我们来说并不困难。随着效率不断提高，我们的职级和收入也水涨船高，生活蒸蒸日上。

所以无论从社会层面还是从个体层面，“劳动分工”似乎都是人类大规模合作的最优解，我们心甘情愿地耕耘自己“分工”的一亩三分地，期待共享社会生产力整体提升的果实。带着这样的美好愿景，我们从第一次工业革命行进至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关口，“劳动分工”的精细程度也被提升至前所未见的水平，或许是时候重新审视这一古老的概念。

批判分工：亚当斯密，卡尔马克思

首先对“劳动分工”所蕴含的潜在的问题提出警示的正是大力推崇“劳动分工”的亚当斯密本人。他在《国富论》第五卷中讲到：当劳动极度分工后，工人一生都只做极其机械、重复的单一任务。而一个人如果一辈子都在重复几个简单的操作，他必然会变得愚钝无知，几乎丧失作为一个人的理性。

The man whose whole life is spent in performing a few simple operations， of which the effects， too， are perhaps always the same， or very nearly the same， has no occasion to exert his understanding， or to exercise his invention， in finding out expedients for removing difficulties which never occur. He naturally loses， therefore， the habit of such exertion， and generally becomes as stupid and ignorant as it is possible for a human creature to become.

斯密进一步指出，这种智识上的麻木会使人排斥理性的讨论，且失去宽容温和的情感，最终导致个体无法理解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更无法理性判断公共议题。极度分工下一成不变的单调生活则会消磨人们的勇气，使其极度厌恶不确定性。

我们所处的当下正是一个极度分工的时代。斯密对“劳动分工”的批判映射在今天即：知识的孤岛化，同理心的钝化，及面对不确定性的脆弱化。

在具体讨论这些问题之前，我们不得不请出一位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哲学家：卡尔·马克思，因为在批判分工这件事儿上，亚当斯密来了都得给马克思作个揖。相比于和孔夫子对谈，批判分工更像是马克思的兴趣所在。

马克思继承了斯密对分工的洞察，面对19世纪不断普及的机械化大工厂，和更加尖锐的劳资矛盾，他进一步提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分工不仅导致人的片面发展，更让劳动者丧失对自身劳动和生产物的控制，沦为机器的附庸，这一过程即劳动的异化。

马克思畅想：“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着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晚上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哲学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

显然，马克思的愿景在两百年后生产力极大提高的今天仍然没能成为现实。工厂里有型的流水线没有被新的生产方式所取代，反而社会中无形的“流水线”变得越来越多。

我们在自己的“分工”里“人机味儿”越来越浓，“工具人”或“螺丝钉”才最契合我们的自我认同；在愈发复杂和细碎的工序中，属于我们自己的反馈和意义越来越模糊不清。

当一个文科生毕业求职，尽管他博览群书，学习能力出类拔萃，但还是会因为“缺乏专业壁垒”而举步维艰，只能从事所谓的“服务业”。当一个美国小女孩收到made in China的洋娃娃，生产这个洋娃娃的流水线工人并不能看到她脸上绽放的笑容。当一个35岁的程序员突然被大厂“优化”，他恐怕不太会有成为猎人，渔夫，牧人或哲学家的闲情逸致，反而会觉得自己职业生涯已被宣判死刑。

毋庸置疑，今天的我们仍旧受困于“劳动分工”之中。我们的知识逐步孤岛化，同理心日渐钝化，面对不确定性时越来越脆弱化。

知识孤岛化：学术头衔，专业至上，第一性原理，康德，公共议题

知识孤岛化是本文反思现代分工体系的起点，笔者从高中文理分科起经历了大学，研究生，博士共四次专业细分，目前的研究方向在高中课本里最多只占一句话的篇幅。

以我个人体验来说，“博士”是一种极容易引发误会的头衔，这一头衔和“博学”“广博”毫无瓜葛，甚至南辕北辙，“博士”头衔只能证明一个人在某个极其精细的“专业分工”上具备特定的能力，相比之下，称其为“大专”或许更为精准直观。

事实上，这些学术头衔既是“分工”的产物，也是“分工”的标志。工业革命之后，人类创造的新知识骤然爆发，积累至今可以说是浩如烟海，受限于人类大脑的“带宽”，这些知识远远超出了个体可以穷尽的范围。为了提高学习与研究的边际效用，“专业分工”无疑是最优解，只要“分工”的速度能够追上新知识积累的速度，那么这一专业在边际上仍能持续突破。

为了配合这种“专业分工”，我们逐渐适应了一整套“专业至上”的价值观。

在大学校园里，最重要的往往不是“传道、授业、解惑”，而是学会承认自己的无知。老师们会经常坦然地告诉学生“我不知道”，这并非逃避，而是对知识边界的自觉敬畏。

在高度分工的现实中，解决复杂问题依赖的不是某个万能的个人，而是分工不同的个体之间高效、诚实的协作。明确各自认知的边界，尊重他人的专业判断，是保证协作顺畅的前提。如果每个人都不懂装懂、指点江山，外行指挥内行，整个体系便会陷入无尽的内耗。

然而，也正是这种“专业至上”的价值观加剧了知识的孤岛化。我们被鼓励在自己的专业上不断深耕，却失去了跨越学科的好奇；我们在专业共同体内部彼此认可、互相引用、相互背书，却很难跳出这个小圈子去接受外部视角的质疑与检验；面对超出自己认知领域的问题，我们本能地求助于“专业意见”，并不假思索地接受。

所以在现实中，敢于质疑“专家”的，往往并不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而是被教育体系排除在外的群体，这使得质疑被进一步贴上愚昧的标签。或许现代社会奉为圭臬的“专业至上”与历史上禁锢思想的“迷信权威”之间，只有一步之遥。

久而久之，各个小圈子里术语体系的壁垒越筑越高，经验主义的教条越攒越多，专业体系内的人越来越难以打破传统的研究范式，只能给理论的大厦小修小补，最应该大胆探寻真理的科研工作者，有时居然显得最为保守。而打破这些小圈子，恐怕是“第一性原理”这种思维方式能屡屡见效的根本原因。

知识孤岛化的另一重隐忧是面对复杂公共议题的失能。

康德在《论启蒙》中将理性的使用分为两种情形——“理性的公共使用”和“理性的私人使用”。

“公共使用”即作为一个“学者”或“公民”在社会公共领域中自由讨论、公开发表观点，目的是推动真理、检验权威、启蒙社会，往往具有批判性。

“私人使用”即人在特定社会角色或职务中所必须承担的“服从性”的理性使用，目的是保持秩序与功能。

从康德的视角来看，个人理性在“劳动分工”中的运用，无疑属于“理性的私人使用”。随着分工日趋精细，社会对理性的需求更多体现在完成“劳动分工”下的局部任务。

这种结构极大奖励了“理性的私人使用”：它帮助人们提升学历，升职加薪，累积信用，最终成为某个领域的“权威”。而与同时，“理性的公共使用”，却在这种制度化分工里逐渐丧失了生存空间。

在大分工时代，“理性的公共使用”往往意味着跳脱本职、跨越边界。然而这种“班门弄斧”式的跨界发言，很容易招致“外行插手”“不务正业”的质疑，轻则被人讨厌，重则带来意想不到的风险。

所以中文互联网上，我们只能看到“马督公”、“马前卒”、“马逆”、“秃头咪蒙”等人积极奋战在“理性的公共使用上”，且其评论区总不乏“他什么都懂，直到说到你的领域”之类的，来自“专家们”的批判。

而大部分真正的专家，制度化分工里的社会精英、知识分子，面对公共议题反而极度爱惜羽毛，龟缩在壁垒极高的术语体系中金口难开。这一方面因为“理性的公共使用”收益风险比极低，另一方面因为部分专家确实受困于自己专业知识的孤岛，面对复杂公共议题力不从心。

某专家曾建议“低收入家庭可以把自己的闲置房屋用于出租，私家车跑出租，收入不一定低，都是很幸福的”。

某代表曾提案，为了降低外卖骑手劳动强度，骑手接单达到一定数量时，平台应降低佣金，遏制骑手过度逐利。平台每周应强制骑手休息一天，让其当日无法接单。

部分专家面对公共议题的失能，加剧了民众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让社会舆论环境进一步恶化，最终遏制了社会普遍的“理性的公共使用”，“公共知识分子”淡出历史舞台，背上骂名，情绪最终主导了舆论场，任何涉及公共利益的讨论往往都演化成立场之争的屁股大战。

在这个大分工时代，这一现象在全球各个国家都普遍存在，当“理性的公共使用”成为过去式，分歧便无法在理性的思辨中化解为妥协，而只会在情绪的作用下不断激化，成为你死我活的斗争，而这种高度分工所带来的——选民在知识结构上的根本性转变，或许正在动摇民主政治的根基。

同理心钝化：设身处地，意义感消解，同温层，跨圈共情

伴随着知识的孤岛化，同理心的钝化也日渐显露出来。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指出，人类社会能够维持秩序，靠的不仅是出于理性的利益交换，更是对他人处境的共情与理解。

而这种“同理心”得以存在，是因为人们能够设身处地想象对方的感受，并暂时脱离自己的立场，用他者的身份和处境重新理解世界。正所谓“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仁之端也。”

这种想象的边界，即我们同理心能够投射的范围。但随着分工日趋精细，这种想象正在变得越来越困难。

在分工时代的早期，各个社会阶层内部的处境大抵是相似的，大家用相似的生产工具以相近的生产方式劳作，每个人都需要处理差不多的生活琐事，思考差不多的问题，忧虑差不多的烦恼，有着差不多的利益诉求。想象他者的处境只需推己及人便可大差不差。因此，当一个政党能够代表某个阶级的立场时往往能一呼百应。

而在今天这个高度分工的时代，哪怕身处同一社会阶层，大家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利益诉求，甚至思维方式都已大相径庭。

身处同一座办公楼，保安不理解为什么外卖员总要风风火火，横冲直撞；外卖员不理解保安为什么总给自己找麻烦，再耽误一会儿这一单就白干了；楼上工作的程序员觉得让外卖员等两分钟怎么了？有必要夺命连环call吗？我这儿正忙着跟产品经理吵架呢；产品经理说这狗屁需求也不是我提的，是sb客户非得这么干；客户说我也觉得这个需求不合理，但老板已经下了死命令。

面对桌上的外卖，城市里的人大多也懒得去想生产餐盒的流水线工人过着怎样的生活；餐盒里的米饭，蔬菜，肉类又经历了多少道分工，在多少种职业的配合下才来到我们面前。

老板每天思考的是经济下行，如何保住岌岌可危的资金链；产品经理和程序员因为身背房贷和“35岁危机”而夜不能寐；外卖员和保安因为社保问题而烦心，老家的孩子也有好一阵子没见面了；流水线上的产业工人则在想什么时候才能在县城买套房子。

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分工里精疲力尽，想象他者纷繁复杂、与己截然不同的处境，正在变得越来越困难。更糟糕的是，我们与他者共情的意愿也在悄然降低。

在极其精细的分工下，我们的任务往往是局部的，标准化的，重复的。想象他者的处境，发挥自己的同理心，做道德判断，抑或是“理性的公共使用”，这些原本维系共同体的能力和责任，反而会干扰体系的高效运转。所以那些共情能力强的人往往更容易在当代职场上感到痛苦，甚至会觉得自己的“共情体质其实是一种诅咒”。

我们被训练去对流程忠诚，而不是对整体负责，属于个人的反馈和意义感，在一层层标准化的分工和一次次机械化的执行中逐渐消解。由此，“平庸之恶”或许并非极端的历史例外，在极度精细的分工下，我们每个人都仍然有成为“艾希曼”的风险。

那么，我们的同理心究竟去了哪里？

答案是，它被投射在和我们自己相似的群体中，并据此形成了坚实紧密的同温层。我们有依据爱好划分的“饭圈”，“说唱圈”，“健身圈”；有依据社交媒体划分的“虎扑圈”，“小红书圈”，“知乎圈”，甚至连性别也被分别打包进了两个圈，“男圈”和“女圈”。

这些“圈”的共性在于，同理心只在圈内循环、凝聚力极强，但对外往往带有排他性甚至攻击性。

所以“跨圈共情”往往是不被允许的。“打工人”与“资本家”虽然同属于市场经济中相互依赖的主体，但“打工人”共情“资本家”在互联网上是足以判处社会性死亡的重罪。女性说唱歌手呼吁“女生宽容男孩子勇敢追梦”便被打为“内奸”，为女性权利发声的男性则一律“舔狗”伺候。

在欧美国家，年轻一代为他们身边同样生活在城市里的性少数群体发声，却对工业小镇的蓝领家庭、被全球化淘汰的传统工人视而不见。他们的生活依赖于地球另一端的流水线生产出的商品，却对那些绑定在流水线上的，枯燥乏味的生活置若罔闻。他们为“彩虹旗”奔走，为环保主义游行，为动物保护走上街头，他们同情“新兴弱势”，却对那些和自己背景不同的人视而不见。

这种“跨圈共情”的失能即是同理心钝化的真实写照。在这个高度分工的时代，我们的工作、生活、娱乐、信息来源、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乃至价值取向正在变得前所未有的不同，而这种不同正在超越同理心所能投射的范围，我们逐渐忘记了“为众人抱薪”的理想，“为同人抱薪”才是最符合我们直觉的选择。

面对不确定性的脆弱化：高考志愿，下岗潮，互联网，超级个体

近些年，高考志愿填报越来越像一场俄罗斯轮盘赌，所有人都恐惧那颗名为“天坑专业”的子弹，因为它总要在空中飞很久，往往五到十年后才“正中眉心”。在所有扣动扳机的人中，只有少数幸运儿抽中了某些“热门专业”，而绝大部分人面对这颗注定到来的子弹都无能为力，只能任由其贯穿身体。

这根本上是因为高考志愿填报是将自己的未来与某个特定的劳动分工绑定，而极度精细的分工让我们面对不确定性时越来越脆弱。

回顾过去二十年的热门专业，从改开之初的英语、外贸，到大宗商品牛市中的石油、采矿，到“四万亿”大基建下的金融、地产，再到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软件、计算机，热门专业的红利期随着技术变革的提速变得越来越短。

2015年计算机专业的毕业生，一毕业就登上了移动互联网的快车道，但仅仅十年后便不得不面对“35岁危机”，和被AI替代的风险，而他们的父辈往往能在传统行业中安安稳稳地过一辈子。

在剧烈的变革中，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既是上一轮科技进步的缔造者，又是这一轮经济繁荣的幸运儿，也是下一轮科技进步的牺牲品。没有人能预言技术革命的方向，也没有人能把握时代的脉搏，更没有人能感知历史的潮流。但每个人都不得不参与“劳动分工”的轮盘赌，因为这是我们参与社会生产的唯一选择。

所以大部分都没有意识到“分工的临界点”或许正在逼近，仍然沿用旧有经验看待分工。我们认可“宁学一门精，不学百门通”，鄙夷“样样通，样样松”；我们期待“靠一门手艺吃一辈子”，相信“隔行如隔山”；我们坚信高考志愿能决定命运，对“不务正业”充满恐惧。但正是这些观念将我们逼进分工的死胡同，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变得愈发“脆弱”。

在极度精细的分工下，垂直于某个领域并不能帮我们规避风险，反而更可能因技术更替、政策转向、算法调整而失去立足之地。面对分工的“囚笼”，我们战战兢兢；面对专业的考核，我们精益求精，卷生卷死。然而，辜负我们的，往往正是我们倾注心血的“正业”。

能手搓“钢琴”的东北工人下岗，不是因为技术不过硬；房产中介卖不出房子，不是因为销售没能力；董宇辉们离开教培行业，也不是因为他们不是好老师；程序员被优化，更不是因为他“写代码没有写诗的感觉”。

与此同时，曾被视作游手好闲的工人，在下岗潮中靠着烤鸡架重新撑起了生活；“没有专业壁垒”的文科生，在自媒体时代风生水起；离开课堂的董宇辉们，在直播间里兑现了商业价值。

他们是大分工时代的逆行者，他们的成功无法用传统意义上的“专业发展”来衡量，他们未必在某个垂直领域里“一竿子插到底”，但却用自己的方式，重新找回了被分工剥夺的意义感、成就感与连接感。

这似乎表明，在这个分工极度精细的时代，个体不再只能依附于庞大的分工体系。在技术的加持下，越来越多的人正以“单枪匹马”的姿态，实现过去只有组织分工才能完成的成就。

一个属于“通才”的时代正在悄然拉开帷幕，“超级个体”正逐渐成为新的社会想象，而这场转变，无疑与信息技术革命，以及正在来临的AI技术革命密切相关。

技术革命如何改变传统分工的范式？两百年来不断走向精细化的分工，是否正在逼近某种临界点？在这场变革中，AI究竟会是“岗位的掠夺者”，还是“就业的创造者”？

通才与专才、个体与组织、创造与替代，我们终将重新面对“人应如何参与社会生产”这一最根本的问题。篇幅所限，留待下篇探讨。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一知半论，作者：格拉古艾尔